从2011年9月至2012年3月，我获得了爱知县立大学“校长特别教员研究费”的资助，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在北京度过了半年的研修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主任黄正建成为我的接待教授，他与同研究室的蔡春娟、关树东等人，给予我很多帮助。黄正建曾经在山梨大学留学，日语流利。
我的研究领域是日本古代史，需要与中国隋唐时期的制度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在北京期间，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天圣令读书班（两周一次）与中国古文书研究班（每月一次）。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在北京研修的这半年时间里我参加这两个读书班的情况。
天圣令读书班
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戴建国向学界介绍了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北宋天圣令。2006年，由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共同编辑整理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出版，分为上、下两册。对此书的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作出了重大贡献。
天圣令读书班主要就是由天圣令整理课题组的成员组成，黄正建（《杂令》整理者）为主持人，包括吴丽娱（《丧葬令》整理者）与牛来颖（《营缮令》整理者）等差不多每次都参加读书班。读书班隔周于星期四上午在历史研究所会议室举行。
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的陈丽萍、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的庄小霞两位年轻研究者一直参加读书班。此外，先后还有历史研究所的进修生、研究生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参加，每校有1—3人。
天圣令读书班开始于三年前，最初研读《田令》，接着研读《赋役令》。从2011年开始研读《仓库令》。我在2011年5月准备研修访问北京时，曾经参加过一次读书班，那次研读《仓库令》宋10条至15条。到9月研修正式开始时，已经读到了《仓库令》唐9条。
读书会的形式是这样：每篇令文均从宋1条顺序下读，每个学生承担4—5条。每次报告之前，黄正建先生会将报告原稿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大家。报告原稿超过1万字，在读书会开始之前研读完也是很辛苦的事情。但对于听不懂中文的我来说，可以通过看原稿来听报告，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实际报告时，报告人使用投影仪来演示原稿，这更帮了我的大忙。
明抄本天圣令是由非法律专业人士抄写的，文字水平不一，多有误字、脱字、错字，因为是孤本，正确阅读其文意有一定困难。天圣令读书班细心地进行解读，试图正确理解文意。在进行解释时，列举出相关史料以及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以往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一研读过程，订正了《天圣令校证》的句读错误。对于从事日本古代史研究的我来说，为了训读令文，深切地感受到句读的重要性。虽然曾经参照日本令来复原过唐令，不过，从宋令复原唐令的困难程度，恐怕要重新认识。
《田令》包括宋令7条、不行唐令49条，共计56条。《赋役令》包括宋令23条、不行唐令27条，共计50条。《仓库令》包括宋令24条、不行唐令22条，计46条。简单计算一下，一次读2—3条，一年大概能读50条左右。而在日本，同样的研究会每次只读1条，难读的令文数次才能研读1条。
每次学生报告后，黄正建、吴丽娱、牛来颖等首先指出报告中的错误与问题，然后全体人员一起进行讨论。主持人黄正建积极主动征询学生们的意见，学生们也努力思考，认真回答，让人印象深刻。通过读书班的讨论，一些问题逐渐清晰。发表报告的学生会在下次读书班就此问题再次重新报告；一些有心的学生也会单独撰写报告发表。所涉问题有“杂附物”、“官物”、“杂色人”、“解”等。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研究会，超越了大学界限，培育着北京的唐代史、宋代史研究生。
天圣令读书班细致解释词语，正确释读令文，在此基础上复原唐令。同时分析唐宋制度的不同，进而考察产生这种不同的唐宋社会的变化。通过踏实的史料考证，建立在广阔历史学视野基础之上的这个读书班，今后必将拿出构成唐宋制度史基础的研究成果。
中国古文书研究班
以建立“中国古文书学”为目的的中国古文书研究班开始于2010年。古文书学产生于欧洲。在日本，受到西方历史学的影响，古文书学异常发达，成为历史学的基础学科。不过，在中国，古文书学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中国古文书研究班是历史研究所唯一的一个跨越战国秦汉直至明清，包括简帛学、敦煌学、徽学、黑城学研究者参加的研究班，每月举行一次。主要成员包括历史研究所的邬文玲（秦汉三国的简牍研究）、黄正建与陈丽萍（隋唐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张国旺（宋元的黑水城文献研究）、阿风（明清徽州文书研究）等人。每次研究班有10余人参加，人数虽然不多，但大家围绕着中国古文书学的建立，讨论十分真诚。
我本人参加了以下五次研究班。
2011年9月20日（第14回），陈丽萍“谈谈有关婚姻家庭研究的敦煌资料”（一）。
2011年10月15日（第15回），阿风“徽州文书中的草字与俗字”。
2011年11月15日（第16回），陈丽萍“谈谈有关婚姻家庭研究的敦煌资料”（二）。
2011年12月27日（第17回），丸山裕美子“正仓院文书概论”。
2012年2月21日（第18回），凌文超“吴简文书学刍议”。
2011年9月、11月陈丽萍发表的两次报告，对于包括书仪在内的敦煌文献、敦煌壁画的世俗画进行了综合考察，细致描述了唐代的婚姻与家庭生活。10月阿风的报告广泛搜集了宋元明清徽州文书中出现的草字与俗字，并与法帖、异体字字典等中的字体进行对比，说明了其写法与时代特色，并介绍了法帖文字的检索系统。
关于继承了唐代文书样式的日本文书，我以正仓院文书为中心做了初步介绍，经过答疑，我再次认识到日本与唐朝文书样式的差异。我是用日语发表报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建新承担了口译工作。2012年凌文超的报告介绍了近年来出土的三国吴简的情况，提出将简牍分为边塞简（文书简）、墓葬简（书籍、律令等）、古井简（文书简）的分类方法，这是以建立简牍文书学为目的的学术报告。
在我回国之后的2012年6月25日，以这个古文书研究班为中心，包括各方面的学者共同举行了“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这次会议具有超越断代史，实现共同研究的意义。可以说，研究中国古文书，可以了解时代的持续与中断及其变化；通过不同时代的比较研究，可以弄清许多问题。中国古文书研究班除了有建立中国古文书学学科的目的外，同时也因为古文书是超越了时代与地域范围、具全球视野的共通研究资料，可以通过古文书研究班这种活动，为更好把握包括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在内的受到中国文书样式影响的亚洲全域的历史潮流提供可能性。
以上就是从2011年9月开始的半年中，我在历史研究所参加的两个读书班的情况。
在研修期间，历史研究所科研处处长齐克琛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科研处的秘书博明妹，日语流利，在生活方面给予我很多帮助。非常感谢历史研究所的热情帮助，让我这个中文不好的人能够顺利地完成研修生活。
（作者系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本文原载[日]《东方学》第125辑，2013年1月31日刊行；译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