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坚持为人民做学问。20多年前，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就开始着手农村脱贫问题研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沿着这条道路，深入基层，服务人民，创新理论，继续为解决“三农”问题奉献智慧。资料图片。
几幅画面，在7月的北京定格。
早上九点，一位86岁的老学者，专程到《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站投稿，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关心老专家、关心理论创新。
晚上九点，北京已是万家灯火，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一行却刚刚结束一天密集的调研活动，从燕郊施工基地驱车赶回市里。
李花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首次接受记者采访后，她行走原始森林、在边境五年艰苦调研的事迹，第一次为社会所知。
廖旸，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刚刚从云南归来，讲到田野调查的苦，她一直保持微笑。
……
7月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作动员讲话。讲话的内涵，就流动在无数这样的画面里。一言以概之，就是“我们要为人民做学问”。
群众路线明确为谁做学问
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高瞻远瞩，连续推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举措。专家表示，这次中央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继续深入推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视和解决党自身存在问题的政治勇气，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定决心。
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从2013年7月初开始，到10月底基本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对开展好这次活动高度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6月20日，立即召开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审议研究实施方案，部署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工作。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成立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督导组，为全面启动教育实践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将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做起，院领导发挥好带头示范作用，带头学习、带头听取意见、带头谈心、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带头进行整改。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意义之重不言而喻。王伟光在动员讲话中明确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坚持正确办院方向，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有一层重要含义，即解决为谁做学问的问题。答案十分明确，贯彻群众路线，就是要求为人民做学问。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一个重要的落脚点便是解决好学风、文风、工作作风的问题，以拿出精品成果，更好地服务人民大众，努力实现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定位”的要求。
在场的院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显然也感受到了其重要意义。动员会刚结束，书记所长们一边走出会场，就一边开始讨论起如何在本所开展这次活动了。“任务重，时间紧，我们得马上动起来。”
随即，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展开。可以预计，这样一项活动的开展，能够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带来数不清的积极影响，正如王伟光在动员讲话中提出的明确要求：通过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我院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和领导水平、学风文风作风都有一个大的改进。所以，这项活动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确保“不虚”、“不空”、“不偏”。
到普通科研人员中间去
就在动员会召开之前的一个清晨，一位86岁的老人敲开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站办公室的门。
老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老研究员熊必俊，他用颤巍巍的双手递给编辑一封信，表示希望给“读者来信”栏目投稿。信的最上面写着两行字：对老同志亲切关爱，对理论创新鼓励关切——有感于王伟光院长为《老龄经济学》颁奖和赠书。
原来在今年5月，熊必俊的《老龄经济学》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王伟光在为他颁奖时对书的内容表示关注。会后，老人把一本《老龄经济学》交给院值班室，请其呈送院长。令他感到意外和感动的是，王伟光在收到书的当天下午，即签名回赠他的《党的建设研究》，请“熊必俊老师雅正”。
“王院长对老同志真是关心，一点架子都没有，让我很感动。”熊必俊说，他作为科研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很受鼓励，会继续开展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研究。
这看似只是一件小事，反映出的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领导与科研人员的平等交流。放下架子，尊重群众，正是贯彻群众路线的题中之义。
“为民务实清廉”是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实际，就是要在全院党员干部中进一步树立密切联系群众之风。走进群众，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扎扎实实走在了最前面。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秘书处处长胥锦成介绍，近段时间以来，王伟光院长、赵胜轩副院长等院领导一直在密集调研，深入科研一线，和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听取他们的心声，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院领导不是仅去听汇报，而是走到群众中去，到普通科研人员中去，就社科院的发展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交流学术问题，并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包括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解决子女上学。” 胥锦成告诉记者。
为了消除大家的后顾之忧，尽快拿出解决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抓紧一切时间展开全面考察。陪同院领导考察的工作人员给记者列了一张7月17日王伟光的行程单：上午，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直开到下午一点半，然后驱车赶往望京，为了节省时间，午饭是在车上吃的快餐；两点半，到达望京，然后赶赴密云绿化基地，再到东坝，最后是燕郊。一个下午，王伟光与其他几位院领导一道，一共考察了四个施工现场。从燕郊离开时，已是夜里九点。一路算下来，这一下午竟跑了400多公里。
院领导带了头，这就要求全院干部职工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迅速跟上，认真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着力解决“四风”问题。“四风”问题在不同单位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表现在学风、文风和工作作风上。王伟光强调，解决“四风”问题，要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不能“走神”，不能“散光”。
群众路线关系学术之魂
学术研究不能没有灵魂。这灵魂从哪里来？
“哲学社会科学扎根于人民，来自于实践，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火热的社会实践，学术研究就会失去方向和灵魂，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王伟光动员讲话中的这一段话，明确指向了学术灵魂之源，这就是人民，就是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走群众路线，王伟光强调，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了解群众、熟悉群众、结合群众，以党和人民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真正写出为现实需要、风格朴实、具有中国话语特征和民族特色的研究成果。
当前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每年产出大量的科研成品，但毋庸讳言，其中既有真正的“活的”学术成果，也包括没有灵魂的“死的”学术垃圾。某种意义上说，学者拿出的成果是“死”是“活”，取决于他与人民和实践保持怎样的姿态：走进还是远离。可以说，群众路线，关系学术之魂。
为了找到学术之魂，李花子用五年时间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学术探索。7月17日，本报刊发了记述她的文章《五年艰辛边境考察印证“一江说”》，让她的考察事迹终为外界所知。报道刊发之后，感动了很多学者，有的学者致电本报，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地为人民做学问！”
尽管“一江说”在国内理论界早已得到一致认可，但直到李花子经过五年的考察，从实践中找到了实物的支持，韩国方面的“二江说”才最终失去立脚之地，这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中朝边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走进人民，深入实践，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大批学者而言，已成为一种工作常态，与做学问须臾不可分割。
“在民族所有一种风气，大家只要听到谁去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调研，不会觉得他苦，反而都会羡慕不已。”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廖旸接受记者采访时，刚刚从云南考察归来。
今年41岁的廖旸，在所里还算是中青年科研力量。她说，民族学与人类学这个学科，它的发展趋势就是后一辈人必须比前一辈人下到更偏远的地方，“不断地往下扑，才可能挖出前人没做过的新成果”。
虽然田野考察去的都是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的地方，但廖旸似乎从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住遮阳棚、睡板床，2米长的炕头挤下七八个女生，一个人要翻身，得招呼其他人一起翻，否则根本无法动弹。” 廖旸还清楚地记得，在西藏拉孜彭措林考察的那个夜晚，睡在透明的遮阳棚里，下雨了，她们就躺着看天上的雨点往胸口直直落下，数着雨点睡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晓东是苗族人，主要从事苗族的口头文学等研究，而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由于文献资料较少，有的甚至没有文字流传，所以田野调查对他来说至关重要。自1992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来，吴晓东几乎跑遍了湖南、贵州、四川、云南以及广西等地，走访的人可谓不计其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考古工作站站长唐际根从事考古研究已有20多年，回忆这些年的工作，他说，虽然常年要在野外，但并不觉得艰辛，反而会从中获得许多乐趣。当他讲到亲手从地下挖出商王朝都邑“洹北商城”，并由此提出“中商文化”的概念时（在学术界原来定义“早商”和“晚商”之外，补充了“中商”的遗存），言语中透露出自豪之感。
唐际根告诉记者，考古学是一门讲求证据的学科，在田野中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同时，重大学术问题往往要在野外考察过程中才能发现，常常也只能在野外解决。
为人民群众真正做点什么
在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这些做学术工作的人，我们这些只会写字的人，其实最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为人民群众真正做点什么？”有学者在接受采访时，也给自己提出了这个严肃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从2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农村扶贫战略。最初他相信帮助穷人提高能力、实行开发性扶贫，是解决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唯一正确选择。经过多年的调查和理论研究，他意识到应该对扶贫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于是在2004年1月提交了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该建议所提出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在后来中央制定的全国农村低保政策中得到了体现。
对于吴国宝而言，这就是那个严肃问题的答案——为人民做学问，为人民鼓与呼，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使科研成果真正惠及人民。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会常务副主席钟代胜而言，开展有“社科特色”的扶贫也是一个答案。
“扶真贫、真扶贫”，这是陕西省丹凤县干部群众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丹凤二十载扶贫的由衷肯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搞扶贫，注重调研的严谨作风丝毫不逊于搞科研。当初，钟代胜为了全面掌握在丹凤开展扶贫所需的一手材料，跑遍了全县26个乡镇，考察了37个村、25所学校和121户农户。
站在人民的立场，就是要回到群众中去，真正了解国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06年启动的国情调研，被评价为社科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回到群众中去”的长效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子豪告诉记者，院国情调研工作自2006年启动以来，其作用已经充分显现，社会科学工作者走入基层的人数和区域越来越多，他们对深入基层、接触群众的认识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调研成果的质量逐步提高，一大批调研成果被吸收到中央和地方的决策之中，支持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发展，形成了走群众路线的良好风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社科工作者只有经常走入群众当中，了解群众诉求，培养与群众的感情，研究真实的中国，才能够在当前纷繁复杂的理论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才能研究真实的中国、真实的问题，获得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科研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改伟在接受采访时说。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离不开研究人民。比如“群众路线”本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哪些新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宋月红认为，社科学者应该从三个方面推出研究成果：一是加强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研究和建设；二是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工作的调查研究与经验总结；三是以党的群众路线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还需要融入群众，从情感上愿意接近底层，倾听群众呼声。
与农民在一起时，吴国宝很自然地也变成了一个“农民”。走到贫困户家里，不管凳子蒙了多厚一层灰，他都会坐下去；老乡端来一杯水，哪怕杯子再脏，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喝两口。
许多时候，廖旸都住在老乡家里，她们的田野生活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融在了一起。“我们和老乡混熟后，往往连他们家有几只鹅、鹅在哪里下蛋、他们钱放在哪个柜子里，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有时看电视上说哪个地方有民族矛盾，我怎么从不觉得，我只感觉我们都像一家人。”廖旸笑着对记者表示。
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中国梦，就是当代中国最为伟大的梦想。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夏日的北京，绿树荫浓。为人民做学问，任重道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正坚定地走在大路上，为人民探索研究真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