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梁卫国）怎么应对“从短缺经济到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从平均主义到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论坛上作的《扩大消费与新成长阶段》报告时认为要“大规模培养技术劳工和建立劳动收入正常增长机制，用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杠杆进行调节收入分配”。
2011年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金融研究所作《扩大消费与新成长阶段》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梁卫国 摄
什么是新成长阶段？李培林认为，新成长阶段是相对于起飞阶段而言。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提出了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5个阶段，1971年他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增加了第6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在科学发展成为主题的今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主线，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同于起飞阶段的新成长阶段。
在这个阶段除了面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过大”这两个重大变化外，李培林说，我国还面临着“从温饱和耐用消费品时代到大额消费品时代，从廉价劳动力生产到产业结构升级，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到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的变化。
新成长阶段有何特征和有利条件？李培林认为有六个条件值得关注：一是2011年我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二是2011年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50％；三是二、三产业从业者比重近70％；四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2010年达到了25％；五是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接近30%；六是我国消费的第三波到来。
“国内消费拉动经济依然乏力”，李培林指出，1985-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52％下降到47.4％。美国居民消费率70％，日本65％。美国３亿人一年消费十万多亿美元商品，欧盟15国消费九万亿美元，中国13亿人只消费一万多亿美元商品。1990-2010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85％下降到70.5％。那么是我们缺钱吗？不是的，“我们现在似乎不差钱！”李培林说。首先国家有钱。1994-2010年，税收总量从5000多亿元增加到7.3万多亿元，年均增长18％以上。政府支出占最终总消费支出的比重，80年代为21.6%,90年代为24.2%，现在是约27％。其次，老百姓看起来似乎也不差钱。1994-2010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2万多亿元增加到30多万亿元，年均增长18％以上，相当3/4强的当年ＧＤ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