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经营报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召开，年会主题为“发展与和谐——应对后危机时期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到会并致辞，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法兰西银行副行长Jean—Pierre Landau、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分别发表主题演讲。来自中外知名学者、智库和国际组织的专家、中外政界及经济界高层人士共200多人参加年会，新浪、网易等新闻媒体现场同声直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杨扬、副局长王镭分别主持上午和下午的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出席年会并作题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当代劳动关系》的主题发言。
李培林发言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概念，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一个研究员最先提出的，开始只是在学界讨论，但是今年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央今年1号文件，第一次把这个概念引入了文件语言，而且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总量在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上亿人。新生代农民工在我们国家主要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跟国外第二代移民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多数父辈还是农民，他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中国经济快速上升，他们没有像父辈那样生活坎坷，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
论及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时，李培林表示，近几年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一个显著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和刚毕业大学生的劳动力工资在接近。过去劳动力市场分割为白领市场和蓝领市场，白领市场是大学生竞争的市场，蓝领市场是农民工竞争市场，工资差异为1500-2000元。但是近年来这两个差距在迅速缩小，现在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1600-1700元，刚毕业大学生初职月平均工资已经下降到2000元，这两大劳动力工资在接近。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形成我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未来20年这一代农民工仍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李培林分析说，如果说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了我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资本、技术、劳动力这三个要素当中，我们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的这种低成本推动了我们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的话，那么未来20年这一代农民工恐怕仍然是推动我们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关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将来出现的情况，李培林分析指出，随着年轻劳动力大量进城，农民现在已明显成为老年人的职业，1938～1956年出生的人占农民总数的57%； 1977～1997年出生的人25%仍然是农民身份，而在工人中，年轻人的比重非常高。由此可见，农民的老年化、工人年轻化是我们现在劳动力市场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中国以后会遇到一种情况，在维持较高失业率的同时会出现一种结构性劳动力短缺，而这种短缺会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对自己权力维权的渴望，劳动者关系的冲突可能会有所加剧。而现在来看一个重大转折点，当然每个学者测算结果不一样，但大体我们现在看来，是在2018年左右可以出现两个明显改变：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要从下降转到一个负数；二是老年人口的比重会突然之间较快的进入上升的渠道。
针对不久的将来要出现的这种变化，李培林提出我们现在必须要为这个时期做好准备，他提出三点对策:
第一、要尽快的实行大规模劳动力培训。现在很多人认为改善农民工的情况，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标准。最低工资水平标准有时和失业是一个此起彼伏关系，当把工资水平定的很高，很多企业就会减少劳动力使用，反而加剧失业。失业很多是由于供需关系不匹配所致，比如我们现在产业结构升级，很多技术型的产业农民工干不了，导致这些行业招不到人。大量对农民工培训可提高整个劳动力的素质，这对我们进一步发挥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起着巨大的作用。因为，说到底经济增长还是靠劳动力的素质提高。
第二，要加快消除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要把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代人转化成新的势力，就要改革我们现在的社会体制，包括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等等。比如说住房制度，不用说农民工，就是大学生现在在城市里面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想买得起房都不容易，国家必须有这方面制度的设计。
第三，要建立起一个集体谈判的机制。比如说广东省现在正制定关于农民工罢工也好、集体停工也好，关于这方面的规范和立法。直到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没有这样一个法律，要认识到这个事情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要把它纳入一个法律的过程，要让企业老板和农民工各得其所，必须通过一个集体的协商来建立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关于罢工这种规范化和法制化，李培林呼吁应该尽快提到立法日程上来。
李培林的精彩发言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