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严复集》第1册，第2页)八年之后的1903年，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自序”中，严复写道：“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同上，第131页)①
严复生活的时代，正如他文章题目所标示的，是一个“世变之亟”的时代。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是西方近代观念蜂拥进入中国的时代，“自由”的观念也从“未尝立以为教者”，转而为“常闻于士大夫”。新观念的传入或者兴起，一定会面临“竺旧者”和“喜新者”的分歧，“自由”的观念在一个“世变之亟”的时代兴起于中国，所面临的分歧尤其尖锐。但是，严复敏锐地看到，新旧人士对于自由的观念虽有好恶之不同，却有共同的误解。正是为了对治误解，他翻译了穆勒的On Liberty，并且译为“群己权界论”，认为划分“群己权界”是理解“自由”的根本，所以在该书的“自序”中特别指出：“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
为什么中国历古圣贤深畏自由，从不立此为教?守旧者为何视之为洪水猛兽之邪说，而喜新者又如何误解了自由的含义?严复以“群己权界”为理解自由的关键，对于自由的观念意味着什么?这些是本文意欲探讨的问题。
一、“自由”的中文词源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识到，自己的思考是在中文的语境下进行的，即使是研究西方思想，也将面临它们的中文表达问题，而一旦使用中文，中文语词的历史积淀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同上，第5册，第1322页)岂惟译书如此，研究和论说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对于自由的观念而言，追索它的中文词源和历史语境尤其重要。自由的观念在19世纪末骤然兴起于中国，固然与“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关系密切，但是，自由热的激发与西学东渐相关，并不意味着自由的语词没有它本土的词源。相反，本文的考察将显示，正是因为受制于中文的历史语境，才有了“竺旧者”对自由的深畏和“喜新者”的恣肆泛滥，而严复宣扬的自由观念由于强调“群己权界”，因此扭转了中文“自由”的传统语义。
那么，自由在中文中的传统语义是什么?严复说：“自繇……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从“自由”的词源来看，应当说严复的理解是准确的。但是严复又说：“自繇之义，始不过自主无罣碍者，乃今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这些劣义“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严复集》第1册，第132-133页)，这样说就不太准确了。下面的考察将表明，尽管自由最初是一个中性词，但是自由的贬义也是自由初义的必然引申，并非与初义无涉。
下面先考察“自由”的中文词源。
“自由”在中文里出现是很早的，东汉末郑玄(127-200)注《礼记》，三次用到了“自由”。②这说明至少从东汉时代起，中文里就有自由这个语词了。③那么，自由的含义是什么?
《礼记》卷二说：“帷薄之外不趋。”郑玄注释说：“不见尊者，行自由，不为容也。”卷三十五又说：“请见不请退。”郑玄注释说：“去止不敢自由。”还有一个语例与肉食的软硬有关，郑玄的注释是：“欲濡欲干，人自由也。”这里只分析前面两个语例。
“趋”是行走的一种姿态，《辞海》的解释是：“小步而行，表示恭敬。”见尊者要以“趋”的姿态，表示对尊者的敬意，这是礼的要求。但是在帷薄之外，还没有见到尊者，这时步履可以自由：自如地走，不必“为容”，做出趋的姿态。所以郑玄注释《礼记》的“帷薄之外不趋”，就说：“不见尊者，行自由，不为容也。”拜谒尊者也有礼制的具体要求，不能想见就见，想走就走，所以见面要事先提出请求，见面后也不能自己随意离开，郑玄注释：“请见不请退”，称“去止不敢自由”。
这两个语例里的“自由”，都是“随心所欲，自己做主”的意思。见尊者一定要趋，这是礼制的要求，没有见到尊者之前，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走路姿态，这就是“自由”。而拜见尊者，无论是去拜谒还是告辞离开，都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也就是“不敢自由”。“自由”最初出现在中文里，基本含义就是行为举止上的“自己做主”。
那么，什么情况下能够自己做主，什么情况下不能自己做主呢?“帷薄之外”是一个重要提示。没有掀开帘子进入厅堂，是可以“行自由”的，一旦进到“帷薄之内”，就不能自由了，而是必须遵守礼制的规定，该趋的时候趋，该拜的时候拜。“帷薄之外不趋”是一个具体的礼仪规定，也是一个隐喻：“帏薄之内”喻指礼义制度的范围之内，而“帏薄之外”喻指礼仪制度的范围之外。由此也可以说，在礼义制度的范围之内，人的行为必须遵从礼义制度的规定，是“去止不敢自由”的；而在礼义制度的范围之外，就可以自己做主，可以“行自由”。所以，虽然郑玄注释《礼记》时只是用“自由”解释具体的礼仪规范：见尊者应当如何，不见尊者可以如何，但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一个具体的礼仪宣布了一项最基本的原则：自己可以决定自己行为方式的事情，只能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不能与他人有关，一旦与他人有关，就涉及了安排人际关系的礼仪和制度，这时候就必须遵守礼仪制度而“去止不敢自由”，就没有“自由”存在的位置了。
据此也可以说，传统中文里的“自由”是一种“无关系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发生在制度的规定之外，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涉及安排人际关系的人伦秩序。这种无关对象或他者的自由，与庄子的逍遥游有点类似。庄子的逍遥游发生在“无何有之乡”，不是“人间世”的事情：人们在“无何有之乡”可以逍遥，而在“人间世”则一切皆“寓于不得已”，必须遵循人间世的各种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中文里的“自由”如同逍遥游一样，是一个人独处时候的自在随意，与他人没有关系，与人际没有关系，与安排人际关系的礼仪制度没有关系。“自由”的含义是一个人在人际之外、制度之外、规矩之外的自得自在。
二、“自由”语义的贬义化
追踪“自由”的中文词源，可以看到，“自由”是规矩之外的事情，不能与制度发生关系。那么，如果发生关系将如何呢?下面的分析将表明，一旦发生关系，则这种关系的性质必定是否定性的。用“帷薄之外不趋”来说，就是在“帷薄之外”固然可以“不趋”，可以“行自由”，但是在“帷薄之内”也“不趋”，也“行自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时候“自由”所表达的“自我做主”就变成了擅自做主、为所欲为，甚至变成了恣意妄为，变成了对礼制的挑战。因此，“自由”是不能与制度和规矩发生关系的。
“自由”与制度相互外在的关系，其实也使“自由”与制度构成了相互反对的关系。不能与制度发生关系的“自由”，恰好在提示着制度的态度：制度拒绝“自由”。而“自由”的贬义就发生在不允许自由的制度之下。在史书中，可以看到“自由”与“明制”对举，表达着违背制度的否定性含义。例如，晋武帝司马炎下诏指责王濬“忽弃明制，专擅自由”，吓得王濬上书自辨，称“伏读严诏，惊怖悚栗，不知躯命当所投厝”。(《晋书·王濬传》)这里“忽弃明制，专擅自由”的“自由”，显然是指违背制度，否定性的含义不言而喻。又如《后汉书·阎皇后纪》记载阎皇后的亲戚专权，用了“自由”的语词来描述阎氏“兄弟权要，威福自由”。④《后汉书·五行志》称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天子，却“视之如小儿，百事自由”。其他如《晋书》的“杀生自由，好恶任意”(《晋书·刘琨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晋书·王敦传》)等，其“自由”无不与制度的规范和应当相对立，表达着否定的含义。严复说，自由的劣义“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严复集》第1册，第133页)，而据笔者的考察，“无关系的自由”一旦进入关系，一旦涉及制度，其贬义化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对于制度来说，“自由”是一种异己的危害性力量。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富强是全社会高度赞同的一致目标，国家要富有、强大，人民要富足、强健，几乎没有人对此心存疑惑。但是，在一致追求富强的共同努力中，在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和认同方面，却明显存在着差异。严复时代的“竺旧者”和“喜新者”对于“自由”就有分歧，据说现在仍然有人不赞同把“自由”列为社会的核心价值。如果询问这些对“自由”心存疑惧的人们，探问他们存疑的理由，恐怕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自由”仍然意味着违背制度，意味着不守党纪国法，“自由”的中文传统语义(当然也是传统观念)很可能就是他们对“自由”心存畏惧的潜在心理原因。
严复说中国历古圣贤深畏自由，从未尝立以为教。的确，在传统中文的语境下，“自由”的含义是一个人独处时的自在，是“无关系的自由”，不能与制度发生关系，一旦发生关系就只能是否定性的，在这种语境下，我们的先圣先贤如何可能以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原则而立以为教呢?而这样的自由又如何能够不令“竺旧者”惊怖其言，并视之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呢?要知道，我们的传统是以上下有等、长幼有序为社会理想的，这样一个以身份安排秩序的社会确实没有自由的位置。更何况，传统语义的自由本身就不能涉及关系，“喜新者”如果用这种“无关系的自由”强行于社会并据以抗拒秩序，在不能“行自由”的“帏薄之内”执意“行自由”，又如何能够不进入恣肆泛滥的迷乱之中呢?
严复对中文“自由”所表现出来的“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的劣义深感不安，所以在翻译《群己权界论》时，用了“自繇”来取代“自由”。其实，就文字本身而言，“繇”与“由”是相通的，《尔雅·释水》曰“繇膝以下为揭，繇膝以上为涉”，足以为证。就语词而言，“自繇”也不是严复的新造之词，而是历史的旧有之词。《册府元龟》摘记阎皇后的故事，称阎氏“兄弟权要，威福自繇”(《册府元龟》卷三百六《外戚部》)，用的就是“自繇”而不是“自由”，《后汉书》用的则是“自由”。类似的语例《册府元龟》里还有。显然，由于“繇”、“由”相通，至少从宋代开始，“自繇”就与“自由”通用了。但是，虽然“自繇”的写法复杂一些，却是一个比“自由”晚出的语词。严复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解释自己选用“自繇”的理由时说：“今此译遇自繇字，皆做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严复集》第1册，第133页)，他似乎把笔画比较繁难的“自繇”当作更加古远的语词，这多少有点不准确。不过，接下来的解释则是有意义的：严复说，西文的liberty是一个很实在的术语，不是拘虚之说，所以“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区别什么?显然是区别于“自由”。传统的“自由”不能进入社会生活，是“虚”的；一旦与制度相关，又将附着“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等诸多贬义，又是“劣”的。严复使用不甚流行的“自繇”来翻译liberty，再加以自己的批语和说明，就是为了克服“自由”的虚义和劣义，而只取“自由”不为外物拘限的初义，由此初义来接引西方近代的“自由”观念，并由此宣示出传统中文的“自由”语义不曾拥有的近代内涵。
三、“自由”语义的近代转化
由于严复及其同代人的努力，到了近代，中文的“自由”增加了它原本没有的新含义。这个新增的含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蕴涵了“权利”的含义，蕴含了在社会生活中划分人与人之间权利界限的含义。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上下有等、长幼有序，这种形态的社会关注的是人的身份资格、道德责任，而不在意人的权利问题，传统的中文中甚至没有“权利”一词。“权利”这个词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时，“入一权字”并“增一利字”组拼出来的新词，用来翻译英文的Right，⑤后来逐渐流行开来。传统中文没有“权利”一词，因此，中国传统思想从不讨论权利问题，尤其没有从个人出发的权利意识，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是与传统社会的性质相匹配的观念现象。严复等人从西方引进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后，中文的“自由”才成为与权利相关的观念。上文提到，严复翻译穆勒的On Liberty，不是译成“论自由”，而是译为“群己权界论”。他用“群己权界”来规范“自由”，就是为了表明“自由”既是对权利的伸张，同时也是对权力的限制，并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恣意妄为。后来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直接用“权利”来定义“自由”，称“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29页)从严复的时代之后，中文的“自由”才成为与权利相关的概念。
“自由”与权利相关，与权利划界相关。传统的“自由”只能在“帏薄之外”享用，进入“帏薄之内”就是挑战制度，就是作乱。但是，当“自由”拥有权利的含义之后，它恰好就是“帏薄之内”的事情了，因为正是在人际之间才有伸张“自由”和限制“自由”的问题。严复说，如果一个人独居世外，一切活动皆自作主张，无论做什么，自己决定即可，因为不存在他人，所以也不存在禁止和限制的问题。进入社会就不同了，“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严复集》第1册，第132页)
这是对传统“自由”语义的扭转。在传统的语境下只有“帏薄之外”才能“自由”，而严复却说在“帏薄之外”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在传统的语境下，“帏薄之内”是不允许“自由”的，而严复却说只有入群之后，在人际之间才有自由和自由的限定问题。显然，经过了近代思想的洗礼之后，中文的“自由”具有了两种很不相同的含义：一种是传统的语义，指独处时的自得自在；一种是近代的语义，指社会的团体生活中的自由权利和对权力的限制。可以说，畏惧“自由”的人恐怕心里都潜藏着“自由”的传统语义，而伸张“自由”的人未必完全懂得“自由”的近代含义。在严复的时代，“竺旧者”固然畏惧传统含义的自由，而“喜新者”之所以“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恐怕还是没有跃出“自由”的传统含义。
当“自由”初兴之时，其新旧含义明显纠缠在一起，民国初年的政令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民国二年的大总统通令说：“惟民国以人民为主体，非任其自由信仰，不足以征心理之同……值此邪说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是，国何以立。”(程淯，第36页)民国三年的大总统通令说：“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同上，第37页)该通令一方面抱怨无识者“误解平等自由”，“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另一方面也把自由民主作为正面价值标立起来，作为立国的原则。拿这种原则与现实的实际情况相对照，其间无疑还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尽管如此，立国的基础毕竟变了，不再是君臣父子的传统纲常，而是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原则。这就表明，严复藉由翻译和评语赋予“自由”的正面含义，已经成为中国走出传统、敞开新路的重要方向了。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人一直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艰难行进，直到今天仍然纠缠在“自由”的传统语义和近代语义之间而徘徊不定。
“自由”语义的古今差别，实际上是以观念的形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制度环境。古代的“自由”与传统的等级社会相关，以疏离社会的姿态表现出某种退避的消极意味；而现代的“自由”积极伸张公民社会的基本权利，是社会正义的当然内涵。在古今的对比之下来看围绕“自由”发生的疑虑和争执，可以说，只有当“自由”完全摆脱了身份制的人身关系，成为公民社会的价值基础和公共意识时，人们对“自由”的畏惧和误解才会消除，“自由”的现代意义也才能真正彰显。
- 【注释】
- ①严复既使用“自繇”，也使用“自由”，二者的区别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 ②在郑玄的《礼记注》中，“自由”二字出现了12次，其中9次是用“由”来解释“自”，所谓“自，由也”；此外的3例是“自由”连成为一个片语的用法。
- ③赵岐(约108-201)撰《孟子章句》，也使用到“自由”一词。《孟子·公孙丑下》：“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赵岐注：“居师宾之位，进退自由，岂不绰绰然舒缓有余裕乎?”
- ④阎皇后的故事是宫廷权力之争的典型故事。阎皇后是东汉安帝(107—125)皇后，“后有才色”，她的兄弟“显及弟景、耀、晏并为卿”。汉顺帝当时是皇太子，阎皇后废他为济阴王，安帝死后，又秘不发丧，安排“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立为皇帝”，称少帝。现在的历史年表上没有这个皇帝，这个少帝在位仅仅200来天就死了。少帝死后，阎皇后的兄弟们又想重玩旧花招，再立一个小皇帝，“太后征济北河间王子，未至，而中黄门孙程合谋杀。江京等立济阴王，是为顺帝。显、景、晏及党与皆伏诛。”《后汉书·阎皇后纪》称阎氏“兄弟权要，威福自由”，就是指他们在少帝在位时实际掌握了朝廷大权。这里用“威福自由”来描述他们的专权行为，“自由”的含义显然是否定性的。其他故事也有相似的语境。
- ⑤《万国公法》于1864年刊行。丁韪良在《公法便览》中说：“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入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转引自赵明，第104页)
- 【参考文献】
- [1]程淯，《历代尊孔记》，民国刊本。
- [2]古籍：《礼记》，《孟子》，《尔雅》，《后汉书》，《晋书》，《册府元龟》等。
- [3]《梁启超全集》，1999年，北京出版社。
- [4]《严复集》，1986年，中华书局。
- [5]赵明，2003年：《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山东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