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仲殊先生是亚洲有代表性的优秀考古学家，在古代中日两国交流史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业绩，对亚洲的学术交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和亚洲文化的重要性及意义。
图为王仲殊先生在考古研究所图书馆翻阅资料。本报记者 朱高磊 文/图
“王仲殊先生是亚洲有代表性的优秀考古学家，在古代中日两国交流史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业绩，对亚洲的学术交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和亚洲文化的重要性及意义。”这是王仲殊先生于1996年荣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时获得的赞誉。
近日，记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偶遇88岁高龄的老先生。交谈中记者得知，老先生依然坚持每周两次到考古研究所上班，在办公室、图书馆阅览书籍，整理材料，积极编写书稿，并即将出版《王仲殊文集》（共4卷，每卷各约40万字）、《汉代文明》（英汉双语对照本，约50万字）、《古代中国与日本及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专题文集，约25万字）。
王仲殊先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历任该所副所长、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2006年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王仲殊参加工作后，一直从事各地重要遗迹的发掘调查，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其研究领域从战国、秦汉到隋唐，在各个时代的都城、墓葬制度及漆器、铜镜等器物学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的研究，王仲殊以其广阔的视野、渊深的知识、独到的见解，阐明了许多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受到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称许。
60余年来，王仲殊始终走在学术研究第一线，视考古研究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其所著《汉代考古学概说》（1984年）、《三角缘神兽镜》（日文，1992年）、《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1992年）、《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2005年）等书籍，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王仲殊先生一直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他寄语青年考古工作者：“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必须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与世界考古学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