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评弹的结缘，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当我还是牙牙学语的婴孩时，书迷（评弹迷）的父亲就经常抱着我去书场听书。那时，吸引我的不是台上评弹演员的说唱，而是坐在父亲怀中，可以享用美味的零食。记得在我3岁时，父亲外出，我以为他又去书场听书了，就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谁知跟错了人，走失了。家里急得闹翻了天，经多方寻访，好不容易找到了我。长大后 ，我对评弹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乃至着迷，跟父亲一样，也成了书迷。除了经常从收音机中听评弹外，我还买票去书场听书。每当走进书场，听着书场播放的优美动听的弹词开篇时，就觉得是一种美妙的艺术享受。
读高中时，班上爱好评弹的同学很多，和我同桌的同学名叫秦玉明，他的父亲是著名的评弹艺人秦纪文。因为这层关系，我经常去他家，也使我第一次和书台下的评弹艺人交往。秦纪文先生共有9个子女，玉明排行老三。秦纪文先生和他的长女（艺名为“秦香莲”）父女双档合说《华丽缘》。陈云同志很欣赏秦纪文的评弹艺术，曾多次给予好评。
20世纪50年代是评弹艺术的黄金时代。那时还没有电视，文化消费只有电影、话剧和戏曲，而评弹广受欢迎的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当时，人们走在马路上，每家店铺的收音机都在播放评弹。有时走过一条马路，正好听完一支完整的弹词开篇。每逢学校举行联欢会，我们班的保留节目就是评弹大联唱。
后来，我考进了复旦大学，很荣幸地当上戏曲团团长。戏曲团有京剧、越剧、沪剧和评弹四个队。我经常带着戏曲团到工厂、农村演出。我曾在一出现代沪剧中反串一个农村老大娘的角色，当我化好妆，混在农民队伍中，竟然没被认出来。我还在一出现代越剧小戏中，扮演一个农村老头儿的角色。当然，演得最多的还是评弹。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回，我在学校的登辉堂弹唱弹词《王孝和写遗书》。
记得是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次，我回上海，去玉明家，拜望秦纪文先生。秦纪文先生当时虽然已经“解放”，但是具体政策尚未落实。他托我将一封信和一盘他唱的弹词录音带带给陈云同志。开始我觉得不可能办到，继而我灵机一动，想到文学所的副所长唐棣华是黄克诚同志的夫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第一书记就是陈云同志。只要我把信和录音带交给唐棣华同志，就可以转给陈云同志了。于是，我就来到位于南池子口的黄克诚同志的府邸，见到了正含饴弄孙的唐棣华同志。我说明来意，她接过信和录音带，笑着说：“陈云同志喜欢评弹，你交到我手里，就等于交给陈云同志了。”
不久，秦纪文先生所在的单位新长征评弹团给他落实了政策，补发了工资。中国曲艺家协会还派人专程赶到上海，协助他整理出版长篇弹词《华丽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他在电台演播长篇弹词《华丽缘》。
评弹用苏州话说唱，由于方言的局限，只能流行于江、浙、沪一带。以前，在北京几十年，无法听到评弹，为数不多的上海评弹团进京演出，成了我们这些北京书迷盛大的节日。每次回上海，总要买许多评弹的光盘回来，津津有味地欣赏。现在好了，在北京也能收看到上海七彩戏剧频道的电视节目，这对我们这些南方人无疑是个福音。我们可以收看到评弹和其他南方戏曲节目。更使我高兴的是，北京有了评弹票房。在北京爱好评弹的朋友自发组织了“北京评弹之友”票房，每月活动一次。地点在苏州人开的“乐石咖啡馆”里，中午供应苏式盖浇汤面。听着丝弦叮咚、吴侬软语，一时竟错以为置身姑苏。票房内票友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达到专业水平，有的还处于初学阶段。可是无论水平高下，都可以上台表演。唱得好的，会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并要求再来一个；唱得差的，也会获得鼓励的掌声。在这样和谐的集体里，人人感到其乐融融。
原先我以为只有南方人才喜欢评弹，最近，我遇见两位年轻人，改变了我的看法。一次，一位新来的小伙子登台唱了一曲弹词开篇《宝玉夜探》，咬字准，韵味足，赢得一片掌声，并且被要求加唱一曲。下来后，大家围上去，用上海话和他交谈，出乎意料的是，他竟茫然不知所对。他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不是南方人，听不懂上海话。”“那你怎么用苏州话唱弹词，唱得那么好，咬字那么准？”“那是我照着录音一字一句模仿着学会的。”他告诉我们，他是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齐齐哈尔人。他是偶然从网上听到评弹，立刻就被迷住了，从此成为评弹的粉丝。
还有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业余爱好是唱京韵大鼓和单弦。自从接触了评弹，便如痴如醉地迷上了。他演唱的弹词开篇《战长沙》、《刀会》，嗓音浑厚，原汁原味，令人难以置信是北京人在演唱。和他交谈后，才知道有许多北京当地的年轻人都喜欢评弹，单就他的朋友圈内，就有十几个评弹的“铁杆粉丝”。
由此，我欣喜地看到，诞生于江南水乡苏州的评弹，历经几百年的历史风云，终于克服语言和地域的局限，在今天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成为南北方共同喜欢和欣赏的优秀曲艺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