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琪重点围绕城镇化的内涵、特点及规律；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及特点；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数据化展示。数据分析表明，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建设，中国完成城镇化率从20%到40%的突破仅用了22年时间，远远超过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同时，中国也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2000年到2010年，城镇人口从4.6亿增长到6.3亿人。中国的城镇化还呈现出地域分布不均匀的特点，东部沿海地区远远高于西部地区。当然，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问题。由于计算方式不同，城镇化率存在“虚高”的现象，有10%-12%为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些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是否享有公平的公民权利和公民福利，这个问题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同时，与世界城镇化进程相比，中国依旧存在差距，中国的城镇化以小城市为主，大城市稀缺；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等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率落后10%。中国城镇化率的发展趋势，根据相关专家的预测，在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3.2%，城镇人口达到7.6亿左右。同时，在稳步发展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核心，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的城镇化，预计到2015年，各省份以户籍为单位的城镇化率都将超过50%以上。
朱燕通过对山东省临沂市三个社区的实地调研对城镇化进行了解读，对就地城镇化现象，特别是“新农民上楼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生动展示和分析。她认为，农民被“逼上楼”或“打进楼房”让旨在节约土地的“增减挂钩”政策得到滥用而且变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农村建设的误读或背离。城镇化建设或新农村建设需要“大拆大建”，但“大拆大建”并不等于搞破坏，而是搞建设，对特色村、特色建筑、特色“风水”、特色文化、特色习俗等一定要保护。帮助失地农民找准发展路子，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切不可满足于拆迁时执行了政策，农民得到了一定补偿；如果农民既失掉了土地又失掉了发展路子，就会失掉未来。在所谓"城镇化"的定向发展模式下，高密度和强入式的推进城区建设的发展模式，在今天越来越显现出是一种事半功倍式的资源浪费。未来城镇化发展道路，绝对不是片面的理解为城市市区才是发展的动力、机遇、先机。伴随城镇化的推进与城市建设的发展，城镇化深入农村是必然趋势。重建、强化村庄公共性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当前任务，而安置社区的规划建设也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由多个村合并成大型中心社区，目前这是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杨静、张光源提出了以实现“三个同步转变”为理念的新型城镇化内涵，并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阐释了“以人为本”质量型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路径。纵观中国近十年来迅速推进的城镇化，日益暴露出了“失地农民无工作”、“进城民工无归宿”和“城乡四元结构固化”等问题。破解这些难题，迫切需要以新的理念赋予中国城镇化新内涵，这也是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的关键所在。新型城镇化内涵有别于传统城镇化，其核心是“以人为本”，秉持实现农民地域、职业和身份“三个同步转变”的理念，具有整体转变的同步性、不断丰富的动态性和中国特色的现实性三个基本特征。农民地域、职业和身份的“三个同步转变”不仅是指有形层面的“三个同步转变”，即农民生活环境、职业角色、居民身份的“三个同步转变”；还要实现无形层面的“三个同步转变”，即现代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在农民群体中同步扩散；农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发生质变；农民具备了融入城市文明的自我适应能力、获得了相应的外界支持。“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不仅从物质、精神层面同步助推了农民市民化进程，还将通过待遇均质化、资源要素顺畅流动和集约高效发展破解城乡四元结构固化难题。当前，从国情出发，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应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工市民化最具可行性，还可以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提高生产、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农民工市民化的着力点应围绕确保农民拥有私人商品消费能力和赋予享受平等公共服务权利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要同步实施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同发展，打造提升农民工私人商品消费能力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带动住房、医保、养老、教育等一系列政策的协同改革，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质化，从而促进农民的“三个同步转变”，开创新老市民和谐生活、幸福康乐的美好新局面。
张建云认为当前我国应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就地城市化。依照传统城市化理论，即非农人口的聚集，非农产业的聚集，当前我国城市化主要存在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农村角度看，乡镇工业发展带动农村城镇化的局限；失地农民的困境；农民工问题的纠结；农业面临危险，二是从大城市角度，是大城市不堪重负，交通拥堵、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事实上，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第一，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推动力、工业是农村经济腾飞的引擎，这只有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在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意义上才是对的，对于具体国家、具体地区来说，决不意味着都要经历工业化的全部过程。第二，农业工业化并非是农业非农化，发展工业并不意味着发展与农业没有直接联系的第二产业。由此，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关键是农村城市化，即农村就地城市化，也就是在继续发挥工业化的推动力，各大中小城市充分发展、不断发挥聚集效应、增强其辐射力和吸纳力的同时，在我国广大的农业区，特别是那些发展第二产业有困难的传统农业区，不改变农业性质、不向大中城市转移农业人口，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农业，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现代农业科技，提高农业附加值，使农业成为高效产业。在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以农业为中心的产业聚集、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修建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供给等，引导农民向中心村、中心镇、县城等适当聚集，最终实现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靠拢和融合。现代农业如何带动传统农业区农村就地城市化，就是要建设现代化大农业抓住两个根本点，第一，创新农业科技，使农业高科技化；第二，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理念，使农业商品化和社会化。与此同时，要看到适当聚集是大势所趋，应理性看待当前传统农业区农民的“上楼运动”。
原理部孙秋鹏、侯为民等人在讨论过程中分析了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中，孙秋鹏指出，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的强拆村并镇，把农民赶上楼房，由于缺少足够的收入，农民难以承受城镇的生活支出，这样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侯为民也认为，当前个别地方政府推进的城镇化，不是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而是通过所谓的“城镇化”，把农民强行驱赶到市场，成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样的城镇化不符合农民的利益，是我们必须力戒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张建刚谈到，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应该是鼓励“中型”城市的发展而要限制“小型”、“大型”和“超大型”城市的发展。因为，城市过大会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设施负担过重等“大城市”病，而城市规模过小，则会缺乏聚集效应，产业结构会单一化，第三产业难以发展。因此，中国未来应鼓励人口向“50—100万”规模的城市聚集。
原理部彭五堂在总结发言中认为，城市化作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有两个选择：一是大量人口向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集聚；二是发展中小城市，即城镇化。在最近20年，中国大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虽然推动了这些大城市经济的繁荣，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下一步的城市化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小城市上，政府应该全力支持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地市民化。政府应该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建设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当前发展中小城市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缺少产业支撑，从而缺少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引农民自发和自愿地进入城市。这也是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认真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