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17%；2021年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到“十四五”末，我国将达到现行高收入国家水平；到2035年，我国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将实现翻一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经济奇迹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经济理论探索并取得巨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系统总结、提炼、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原创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经济学理论成就，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提炼出更具一般意义的中国经济理论体系，将为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严谨、有力、可靠的理论支持，还将为全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并科学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构建和发展了中国经济学。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对中国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指导思想，为中国经济实践和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理论源泉，为中国经济学提供更符合国家发展目标的分析对象、立场、观点和分析框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充分占有历史和现实材料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透过纷繁复杂经济现象探讨一般经济规律。这里所指的科学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和原子论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有机的、整体的思维对待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其科学性被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所证明，也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反复得到证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析对象上，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视域。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乏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但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消亡的一般规律。如果脱离了宏大的历史维度，必然缺乏对长期制度演化趋势的关注；如果缺乏长期的宏观视域，必然导致对所处阶段的误判和长期发展目标的动摇。正由于具有这种宏大的历史视角，我们党才能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根本性、关键性问题，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指南。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尽管同样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在目的上是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服从于资本逻辑，缓解资本积累的矛盾，满足资本增殖的诉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则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的需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迈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发展的践行者和理论工作者并没有局限于经典作家的论述，也没有局限于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设想直接照搬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而是在吸收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成分的同时，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面临的客观条件和实际问题出发，认识和探究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理论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和发展；从“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形成，再到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源泉和思想指南。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将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
2.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最主要的来源，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较短时间的努力，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和平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制基础，成功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通过“一五”计划，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等，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例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始终注重协调的重要基本经济问题；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判断依据，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面对经济困难，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现了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实现资本积累，等等。在此期间，虽受社会政治环境干扰，以孙冶方、顾准、马寅初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仍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生产力标准理论、新人口论等重要理论与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在理论上，党中央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大判断，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为推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和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实践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分税制、金融体制、外贸综合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持续推进；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各类市场逐步建立，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等成为调节市场供需的主要工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辅助性作用转变为发挥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作用从制定经济计划和主办公有制企业等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转向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为主要手段，间接调控经济运行，成功应对外部冲击，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从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从沿边沿江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并不断提高开放的领域、水平、层次。在机制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本形成了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经济工作大政方针，每五年一次中央全会研究提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重大方针政策，党中央经常性地审议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及时提炼总结领导经济实践形成的重要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是党领导人民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结果。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催生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再到抓大放小和股份制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系列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创新，既包括领导人的智慧，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也有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深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的同时，学术界在这一时期也作出诸多贡献，比如蒋一苇提出“企业本位论”，董辅礽首倡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以及所有制实现形式讨论，杨坚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论，厉以宁倡导的股份制改革，吴敬琏坚持的好的市场经济，刘国光、张卓元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等；此外，价格双轨制、渐进式改革、“北京共识”、财政分权等也都体现了中国特有的经济转型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悉国际形势变化，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研判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先后提出一系列重大判断、重大理论和重大方针政策，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新中国70多年经济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是我国取得经济成就的原因，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总结、提炼并进一步学理化。
3.国外经济理论和政策合理成分的科学借鉴
中国经济学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但不排斥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需要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动力和结果，把握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西方经济学重点关注既定制度体系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内在动力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和理解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目标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学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价值之一。同时，西方经济学的大量成果，主要来自欧美等工业化国家数百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具有“原型”价值。这里所谓“原型”，并非代表性或典型事实，而是一些经济现象较早出现在早期工业化国家，人们对其理论化、概念化、模型化，从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些现象也不同程度地、以不同形式出现在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这些西方经济学中的“原型”就具有了参考、对照的价值，这是中国经济学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另一个理由。
第一种类型借鉴的关键在于把握“一般”。市场机制已经深刻地嵌入一国的制度体系和文化背景中，其表象背后的深层机制不会自动彰显，必须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探究和剖析。虽然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因企业治理结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形成了诸如莱茵模式、日韩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等类型多样的资本主义模式，但仍存在基本的市场经济规律，例如，价格波动与供求变化的关系，失业、通货膨胀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仍存在优化市场效率的共同途径，例如，保障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保持市场的可竞争性，消除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这些是任何市场经济都具有的共性问题。
第二种类型借鉴的关键在于把握“特殊”。“原型”植根于他国历史与实践，所对应的现实来源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实践，其典型表现和所对应的时代也不一样，主要意义在于提供参照，而非终极答案或一成不变的理论范畴。以地方政府竞争为例，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者就提出了基于公共物品竞争模型和财政联邦主义模型，为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关系提供了“原型”，但由于发展阶段、财政税收体制的差异，这些“原型”不可能直接用于解释中国实践，我国学者基于国情和发展经验，为地方政府竞争赋予了新的含义。再如，市场和政府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在西方经济学内部形成了多个观点“原型”，如斯密的守夜人政府，萨缪尔森的克服市场失灵的政府，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政府，青木昌彦的市场增进型政府，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政府，等等。但是，我国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之间并不是对立互斥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补形式有着很大不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动态演进的，这就突破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以上说明，在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既要重视“原型”，也要看到这些“原型”和现实的差异，并且以中国实践丰富拓展“原型”的内涵。这些带有中国色彩的“原型”，又将成为后续研究新的参照。
必须认识到，西方经济学根植于欧美国家的文化传统，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并伴随欧美国家经济实践不断发展，其不仅有明确的历史特定性，也暗含意识形态指向，不可能完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借鉴西方经济学，必须明确其理论假说、观点和概念的适用条件，产生的特定背景，结论的潜在含义和政策取向，对其进行甄别、筛选和必要的发展与修正，从而使其更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不加区别、不分良莠地采取理论的拿来主义，不仅不利于理论本身的发展，也必然会对实践产生不利影响。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过程中，美国没有无条件接受英法等国的经济理论，也没有盲目照搬其政策主张，而是根据国情和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创新和发展了经济学理论。正如经济思想史学者埃里克·罗尔（Eric Roll）所指出的：“美国经济学走了一条与欧洲有所不同的道路。凡早期输入美国的经济学理论，其系统阐述都得到了改造，以符合于新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国家造成经济崩溃、社会矛盾激化等严重问题，与这些国家不加鉴别、无条件地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直接相关。
借鉴西方经济学，要放宽视野，善于从西方社会科学界中听取多种声音、汲取多重营养。西方经济学不仅包括以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为代表，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市场运行机制及其经济效率等相关问题的主流经济学，还包括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新熊彼特学派等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制度、权力关系、技术变迁、收入分配、阶级关系等更宽泛的视角，对现代市场经济进行分析，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营养，例如，新熊彼特经济学关于创新的研究，后凯恩斯经济学关于货币和经济周期的研究，演化发展经济学关于高质量生产性活动的研究，等等。
4.中国传统优秀经济思想的汲取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传统中国思想养分的供给。
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义利观”“生产与商业观”“分配和消费观”等思想；孟子又进一步提出“恒产论”“社会分工论”；荀子提出“富国论”；墨子认识到商品具有其内在价值，商品的价格以其价值为依据；《管子·轻重篇》中关于货币、价格、市场的论述，体现出重商主义倾向；《管子·侈靡篇》强调通过财政支出刺激经济，肯定商业以及消费对促进国家经济活力的贡献。先秦、秦汉时期针对生产与分工、商品交换、价值与价格等论述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解释体系。西汉时期，国家对工商业的掌控和干预，引起了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思想论争，集中反映在《盐铁论》中。
“食货”体系在传统中国的经济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尚书·洪范》记载：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可引申为农业生产，“货”可理解为商业贸易。因此“食货”可视为传统中国对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总体认知。传统典籍中，《史记》最早对“食货”展开系统论述。《史记·平准书》详细记载了商品经济的变动以及运用市场规律稳定物价的均输、平准政策。《货殖列传》则讨论了如何发展商品生产，如何进行市场预测。历代二十四史中，有十五部专门设置《食货志》，记录历代的经济政策，总结经济发展规律，并提出了颇多创见，包括市场运行的理念，强调增加财富的意义，肯定地区行业分工与交换以及商人沟通财货的作用，明确指出经济发展在国家富强中的基础作用。
熊彼特指出，历史、统计和理论三门基础学问合在一起构成“经济分析”。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些现象的集合。如果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难以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对历史的充分认知与理解是我们把握当下、走向未来的基础。传统中国文化中关于经济的思考和讨论，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养分，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特征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共识还处于酝酿形成过程中，最终如何称呼、如何界定还有待大家共同努力，但这并不妨碍对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特征进行描述，提出中国经济学质的规定性。
1.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系统理论总结。中国经济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的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首先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的两重含义，即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效率标准与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准，是中国经济学的内在约定性和制度约定性双重表现，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异，即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个体理性下的资源优化配置，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
从生产力视角看，社会主义经济优于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给出了社会制度演进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力的发展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现实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制的现实表现。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重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数不多实现成功赶超的后发国家。不仅如此，社会主义经济始终坚持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观点，会通过持续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是持续发展的经济。
从价值追求的优越性看，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克服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独特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从发展生产力到实现共同富裕，从国家整体站起来到居民普遍富起来，再到国家整体强起来，是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中，以动员有限资源尽快实现生产力发展为目标，通过压缩消费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实现快速积累，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以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这一阶段的发展是基于国家整体视角的发展，带有特殊性。虽然居民生活水平不高，但居民之间的差距较小，基尼系数长期在0.3左右。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恢复按劳分配制度，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经济总量快速成长，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与效率改善和经济快速增长相伴，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发展差距逐渐拉大成为国内经济循环梗阻，约束经济发展的短板。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把促进共同富裕，消除绝对贫困，使经济发展成果真正实现人民共享作为重中之重。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畅通经济的国内大循环和扩大再生产在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循环，在缩小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通过十八大以来的持续努力，到2020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目标并提出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中长期目标和规划。
2.中国经济学是具有理论创新性的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形成的独创性重大理论成果。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指导下，中国经济学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述的政治经济学，更不同于流派众多、纷繁复杂的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和知识体系。比如，在中国经济学中，十分重视对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和判断，这包括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新常态”、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等等；又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再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将股份制作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这是中国经济学关于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还有，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则是中国经济学关于分配理论的重大创新。实际上，这些中国经济学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还可列出很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基本经济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了对经济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形成了并还在不断丰富发展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新境界，成为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新内涵，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以创新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新发展阶段做出准确判断，指出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三期叠加”时期；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明确政府和市场关系，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新定位；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发展全局发生深刻变革；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准确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出推进经济经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建设现代经济体系，这是跨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等等。
3.中国经济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理论不仅是指引和解释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理论，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经济理论。二战以后，只有极少数国家实现了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跃迁，富国恒富，穷国恒穷的普遍存在令经济学家感到长期困惑。我国是二战以后成功实现经济赶超的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我国能实现这样的赶超奇迹？在对我国经济奇迹的解读中，一些国外学者，习惯于将中国奇迹归因于国家主导的发展，尤其是将中国与东亚的发展型国家特征比较，认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具有一些共性，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政府主导等；也具有某些独有特征，如地方政府竞争、国有企业主导等，这些从发展型国家视域对我国的研究，或者认为我国只是在再现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历史，或者认为我国是新出现的新的发展型国家。
但是，将我国经济奇迹简单地归结为发展型国家，或者更为粗略地归因于国家主导的发展，只是一个过于简单、甚至会失掉关键元素的认识。我国经济赶超过程中的高储蓄率，促进工业化的政策，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经济管理体系等多个方面虽然都符合发展型国家的某些特征，但在经济规模、制度取向以及实现赶超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条件，都远非国家主导的发展或发展型国家所能概括。例如，东亚发展型国家规模有限，或不具备完全国家自主性，不仅发展目标的设定相对单一，而且缺乏一种探索自己独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信心和可能性，均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冷战体系下的外部经济援助，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尚未形成，产品间分工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这些都与我国的经济赶超完全不同。
理解我国经济赶超的奇迹，一条理论上的脉络就是把握经济赶超过程中来源于实践的中国概念和范畴，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双轨制、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抓大放小、小康社会、乡村振兴、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与这些概念对应的，则是中国经济赶超发展过程中的实践进程，尤其是这一进程中的路线和思想。概括而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经验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断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推动全球化进程。这些经验背后一定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理论内涵。
四、 中国经济学人的使命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往往伴随着经济学体系的变革和经济学话语权的更替。英国取代欧洲大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过程，同时也是古典自由主义从重商主义中脱胎并最终成为其对立面的过程；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翘首的过程，同时也是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分野，倡导制造业立国和生产力至上的美国学派兴起，直至新古典经济学成型并奠定主流地位的过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要在经济理论上作出原创性重大贡献，经济理论与发展实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动、必然完成的，从发展实践的总结、提炼，到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还需要无数理论工作者付出巨大的、不懈的努力。中国经济学自形成起，在不断发展中就需要满足多方面的要求，中国经济学人亦由此肩负着多方面的使命。
1.形成更具学理化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并非所有能解释实践、指导实践的观点、政策以及范畴，都能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从有实践价值和解释价值的观点、概念，到系统化、学理化的理论体系，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新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伟大成就，还需要中国经济学工作者作出充分的阐释、解答和提炼；在迈向和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过程中，还需要理论工作者进一步的丰富、发展与完善中国经济学的相关范畴、概念与理论体系。
构建更具学理化和系统化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单纯倡导构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理论。恩格斯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学理论会因国家、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正如古典经济学有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古典经济学之分一样。作为中国的经济学，首先是扎根中国经济实际，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的经济学，但作为学理化、系统化的中国经济学，不能止步于经济政策的注释学，也不能仅满足于针对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是要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进行系统化的理论说明，不仅要继续发现、解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且要系统总结和深入探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面临着两大机遇：第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正在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作为身处其中的经济学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去提炼和锻造更加体系化的理论。第二，当前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正处在急剧变革之中，在这种新的技术变迁引发的理论变革的当下，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工作者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正面临着类似技术赶超中的“第二种机会窗口”，而中国庞大的数字经济规模和蓬勃发展的新能源革命，又为中国经济学工作者提供了鲜活的研究对象，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学工作者充分抓住机遇，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公认的系统性、专业性与严谨性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原创能力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学能不能成为一个公认的系统化理论体系，能不能形成中国特色，能不能影响世界，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这样的原创能力。原创能力的前提，首先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没有这四个自信，就缺乏原创的勇气和底气，就难免产生“中国经验、范畴只适用于中国，无法推而广之”或者“只有一种经济学，中国只是既有经济学的现实印证”的误判，前者过分强调中国实践的独特性，后者过分强调既有理论的普适性，但本质都是缺乏原创勇气和底气的表现。在总结提炼中国实践经验并升华为学理化、体系化的系统理论的过程中，这两种观念都不利于实现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从世界经验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富有其国家特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创建；二战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复兴与崛起，也都伴随着一些特定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如发展型国家理论、产业政策与规制理论等，这些理论和学说至今仍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必然也应该孕育伟大的、系统的理论。对此，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应有充分的自信，同时也应牢记，原创性的中国经济学，正如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一样，也必然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
2.推进新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始终坚持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国情出发，在与之相伴随的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中，本土意识、自主意识、问题意识始终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中国经济发展大局，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系统化和规律化学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过程中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书写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研究、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将其有机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是当前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经济学界要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经济的伟大变革中发现研究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揭示时代变迁的内在逻辑，提出有针对性的、有操作性的、有效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无论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还是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和挑战，都有不少重大课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进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担当精神，立足中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
3.为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虽然中国经济学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有的实践，但是另一方面，同样不能单纯认为中国经济学只能是解释和指导当前中国实践的“独门”理论和政策指引，而不可能对其他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具有理论借鉴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恰恰相反，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系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已有经验，指导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在于通过学理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通过对市场经济规律一般和特殊的系统分析，为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未来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而实践之所以成功，恰好是因为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大部分二战之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有相似的历史和追求，但中国在更为落后的基础、更为残酷的环境下，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开辟出来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的脱贫，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超过30%。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曾经面临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初期面临的困境，如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低，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社会阶层横向和纵向流动不充分，生产率水平低下等；也曾经面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收入差距过大等；还曾经面临更多发展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问题和经历过的挑战，如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且极不平衡的国家搞现代化；处于冷战环境，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挑战等；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保持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这充分说明，只要找到合适的方案，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学为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展现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并不能提供包罗一切的、放之四海而皆准(one-fits-all)的具体原理和办法。中国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成功本身首先说明了一个基本原则：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路上，必须结合本国实际，融汇本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有益元素，保持充分的自主性，而不是简单照搬别国的经济发展理论与经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强有力的政府、以人民为中心、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特征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成功元素，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成功元素；不仅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兼容并存，而且两者可以获得更好、更快和更高质量的发展；不仅说明全球化可以助力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而且后发国家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在保持自主性的前提下，实现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对发展中国家破解长期发展难题也具有重大借鉴意义，“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倡议和理念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能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为世界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提供中国智慧、作出中国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发展的经验和理论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五、 结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工具类图书《中国经济学手册》，旨在全面回顾、系统反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经济发展原创性理论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贡献力量，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献礼！
本手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编撰，由《经济研究》编辑部负责日常事务。手册采用了分领域条目列举与说明的方式，条目包括三类：一是理论工作者提出的经济理论和概念；二是党和国家重要政策法规文件提出的经济方针、政策、概念及理论；三是现实中的重要经济现象和问题。在条目选择上力求代表性和权威性，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学发展各个阶段，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主要进展和学术成就，展现真正代表中国经济学的经济概念、理论、问题和政策等；在条目撰写上力求原创性和严谨性，并列出切合、可靠、详尽的文献依据，科学分析中国经济学者在相关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贡献。
本手册得到了全国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他们或亲自撰写有关条目，或为相关条目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或为手册整体编撰提出建议，等等。手册的成功出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与诚挚敬意！
（作者：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