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人类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了科学精准的描述：“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与持续不断演变的人类历史相比，这种深刻变化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依据时间的长短和影响历史进程的变量性质，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与三个时段相对应的分别为结构、局势、事件。沿着布罗代尔的分析逻辑，结构指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十分缓慢但往往对历史起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和思想传统等。在“结构”这一长达四五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历史几乎是宿命的。局势大体指在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内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物价、产出、工资、技术、制度等因素的变化。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这些事件如同闪光的尘埃般转瞬即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当然，三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相互的，比如革命“事件”可能改变结构的“社会组织”，技术进步既可能对结构施加影响又可能孕育事件。用布罗代尔的框架来看待今天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景象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长中短三时段的变化叠加在了一起，并恰切地诠释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日益严峻和紧迫的气候变化和生态变化，是百年变局的突出代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8月发布的《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报告，向全世界拉响了气候红色警报。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的残酷经历将成为未来30年的气候新常态。在2022年9月召开的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火正变得越来越糟，以惊人的速度打破纪录”。同月，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突破性议程报告》，指出在当下全球能源危机大背景下，零排放过渡可能推迟数十年。即使各国马上大幅减排，全球总升温很可能在未来30年内达到1.5摄氏度。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中给出了触目惊心的数据：1970年以来，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69%，其中淡水物种数量减少83%。更意味深长的是，所有上述灾难都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造成的。人类必须痛定思痛，立即行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能够就创立损失和损害基金达成协议，在G20巴厘岛峰会领导人宣言中强调要敦促各方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均显示出人类正行进在作出正确选择的道路上。
半个多世纪前出现的互联网，可以被视为技术变迁对人类生活施加深重影响的典型事例。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直接后果，在于极大降低了通信成本、拓展了传播容量、加快了传播速度，进而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以及交流沟通。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已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人们对自身权利的认知不断加深，并且获取这种权利的路径越发明晰。正是由于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负面效应，民粹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渐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之中。鉴于人们往往更喜欢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这一天性，各个媒体为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具针对性的信息，以至于来自“好友”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看上去更可信。发端于4年前、至今仍未消解的法国“黄背心”运动，主因并非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剧，而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相互误解、缺少沟通。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家从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身份转换，既是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网络革命所导致的阶层权利意识觉醒的后果，也是加速全球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传播的一个动力源。
人口总量、年龄和族群结构经历着深刻复杂变化，并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要素之一。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指出全球人口在2022年11月15日达到了80亿，并预计2080年将达到峰值104亿。这与3年前预测的全球人口2100年达到110亿峰值相比有了显著变化，其背后是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快速老龄化，而部分国家的人口爆炸似乎也阻挡不了这一趋势。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可能降低潜在增长率；与社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因此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老年人创新能力与意愿下降，会波及劳动生产率提升；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一些国家的移民政策可能被迫出现调整，进而引发社会分裂；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国内部政治博弈过程与结果会因此发生改变；等等。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人口爆炸，不仅威胁到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还可能因为就业困难而波及社会稳定性。此外，族群认同或民族主义被少数人恶意利用，有可能演化为资源民族主义或民族分裂主义，甚至导致地缘政治经济冲突。
在18世纪之前的十几个世纪中，人类社会的人均产出增长极为缓慢，平均在0.1%—0.2%。在工业革命后，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提高。伴随世界产出快速增长的，还有国家间的产出增速分化，特别是最近半个世纪世界主要国家产出增速对比可谓沧海桑田，并主要体现为东升西降。仅从名义GDP看，1978年中国不到美国的7%，而2021年则达到近77%。尽管在此期间美国人均名义GDP从1万美元增加到7万多美元，但中国的复兴还是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恐慌，以致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内的热点话题。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国家为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将打压竞争对手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甚至在处理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过程中仍将全球治理作为制约对手的工具。它们力求通过维持或新建一套于己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把竞争对手锁定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以巩固自身在全球经贸科技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它们以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或文明背景为标准，试图构建以边缘化或孤立为目标的平行体系。2021年9月美国与欧盟创立的贸易科技委员会，2022年5月成立的印太经济框架，便是两个典型的打造小院高墙事例。然而，今天人类最需要的却是合作。
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将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持久影响的短期事件。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实施的制裁超过一万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俄罗斯2022年经济增长为－3.4%。制裁的次级影响更是随处可见。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美元和欧元融资，均因俄罗斯身在其中而遇到严重阻碍，融资成本亦因评级下调而显著上升。次级隐性影响同样巨大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众多与俄罗斯有密切往来的企业因担心美国的连带制裁而不得不终止相关贸易投资活动。不过，西方对俄制裁的中长期影响更值得关注。俄罗斯逐渐被发达国家限制甚至逐出其能源需求市场，不仅可能改变油气供求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比如，提升欧佩克尤其是其主要成员的石油话语权），也会加速全球（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可能还会将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推迟几十年。欧洲一些国家恢复煤电厂运营便是一例。美欧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种类繁多，既包括冻结海外资产乃至外汇储备，也包括将众多俄罗斯金融机构逐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报文系统。这种将货币金融政治化或武器化的行径，在打乱国际正常报价结算储备运行程序的同时，也减弱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世界增长将被殃及，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根基将被进一步撼动。
以气候变化和生态失衡为表征的全球挑战，以网络技术演化带动的社会政治经济重组，以老龄化为因素之一的全球经济增长迟缓，以中美综合实力对比催生的霸权维护博弈，以西方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制裁导致的各种中长期影响，从不同侧面证实了如下判断：“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尽管人类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但我们还是要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历史潮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共同繁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与责任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