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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发展中的问题和成长中的烦恼
2021-09-27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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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2019年,按照世界银行分组标准,被归入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仍然占到全部有人均GDP数据的198个国家和地区的11.6%,另有24.2%被归入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行列,以及30.3%被归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也就是说,世界上66.1%的经济体处于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根据联合国的不同分类标准,被定义为欠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83.6%,其中被定义为最不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3.6%。

  因此,尽管发展经济学如今被主流经济学置于边缘化的学科地位,经济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仍然是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增长起飞。然而,在发展中世界里,却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中很多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这成为世界经济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现象。因此,研究发展问题也不尽是以摆脱低收入陷阱为主题,“中等收入陷阱”也成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研究题目。

  一个国家即便已经跨过某个人为设定的高收入门槛,例如,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跨过12535美元的门槛,在统计意义上被视为高收入国家,也并不意味着能够保持住在这个“俱乐部”的终身会员身份。跨过高收入门槛之后,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停滞不前乃至倒退现象的不乏先例,重演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的国家也不在少数。所以,“门槛效应”应该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一种特例。

  中国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并非一定是意外事件,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与发展阶段相伴的常态

  中国正处于跨越高收入门槛的关键时刻,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并非一定是意外事件,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与发展阶段相伴的常态。其中,有些挑战属于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新要求,或者是改革和发展逻辑的必然延伸;有些挑战折射出长期以来便存在的发展难点和堵点,甚至具有积重难返的性质;有些风险则十分严峻,如果应对不力,便会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导致冲击性事件,及至延迟发展的进程。

  各种类型的风险挑战之间,又有着由内在逻辑决定的相互关联性,产生后果的性质也会因时因地而发生转化。因此,合理确定轻重缓急的优先序,正确选择应对举措和实施的时间表、路线图,及时化解预见到的风险,解决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挑战,关乎中国在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的成败。本书就从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和成长中的烦恼着眼,针对以下方面的风险挑战做出经济学分析,并尝试揭示政策含义。

  首先,随着中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固然是符合一般规律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需认同这个不断减慢的增长速度是一种新常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就自然而然消失了。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教训都表明,经济发展不进则退。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保持传统增长动能和挖掘新的增长引擎,特别是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个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源泉,难度远远大于在高速增长时期。

  其次,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和更均等公共服务的任务,与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即老龄化的加深,从全生命周期投资于人的任务,越来越结合到一起。这种结合既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共享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同时,这还有助于开启新的经济增长点,既保持合理的潜在增长率,也防止经济增长受到总需求不足的制约。从发展中的问题和成长中的烦恼中发现相关挑战,用新发展理念予以回应,是新发展阶段的要求。

  再次,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城乡差距以及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均等,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的老大难问题。近些年虽然均有所改善,但是,按照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相对于既定的目标来说,这些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例如,从区域差异来看,长期以来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不平衡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发展差异。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在略有下降之后,出现收入分配改善效果递减的趋势。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后,社会流动性相比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也趋于下降。

  最后,中国的老龄化在经历2010年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并转向负增长之后,将于2025年迎来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总人口到达峰值并转向负增长。如果说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带来供给侧冲击,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及实际增长率下行,是已经发生并且正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应对的现象的话,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将带来需求侧冲击,有可能导致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制约。一方面,潜在增长率仍在长期下行,另一方面,需求制约还可能导致实际增长率达不到增长潜力。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预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目标便难以实现。

  限于作者的研究领域,本书并不寻求回答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上面临的所有挑战,而是着眼于讨论与人口转变相关的经济增长问题,以及由此派生并在政策逻辑上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与此同时,本书的重点也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而是旨在做出理论分析,提供必要的国际经验教训。在尝试揭示政策含义和提出政策建议时,也仅仅着眼于相对宏观的层面,主要讨论理念性和原则性的问题。

  (作者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