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读6500年前的西水坡星图到破译龙山时代的古老陶文，从创建中国天文考古学学科体系到提出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的研究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追求：立足中国本土，用中国自己的概念和材料构建学说。在他看来，做学问不仅是探求真理，更是与先贤对话、接续未曾中断的文明薪火。

2023年11月，在山西盐池考察时的冯时。 受访者/供图

　　在坚守中不断寻求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50年来，您始终扎根先秦史、古文字与天文考古领域，坚守这份学术事业的初心与动力是什么？

　　冯时：《诗》云：“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这是古人崇尚的做事态度。步入学术之路也就意味着遵道而行，不能半途而废。古人说皓首穷经，其实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穷尽毕生追求恐怕也难窥其端，又岂可心生机巧、精神外耗呢？

　　我对古文字的兴趣产生于青少年时期，并一直伴随之后的学术研究。利用古文字材料解决商周年代和历史问题，进而创建天文考古学，这些工作愈发使我认识到古文字学作为学术基础的重要性，而古天文学则是认识中国文化的钥匙。因此，可以说古文字学与古天文学均为智慧之学，必须坚守。当然，懂得学而后知不足，弘毅进取就是必然选择。

　　新石器时代到三代的数千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知识与思想都已创建完成，其宇宙观之博大、思想之深邃，使人心向往之，也带给人探索的冲动。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读圣贤书，即想见其为人。因此，与其说我在坚守，不如说我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深感召。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路走来，哪些关键节点对您的治学道路影响最为深远？

　　冯时：学术研究确实需要机遇，但更需要慎思积累。新史料的发现会提出新的学术问题，拓展新的学术领域，不能置之不理。对待旧史料也不能盲目，哪些问题有价值，哪些问题缺乏意义，需要明辨。有意义的问题，即使再难也要攻克，问题难度的高低决定着其学术价值的高低。

　　20世纪80年代初，我逐渐认识到如果商代历法问题不能解决，商史和殷商制度就无从落实，而解决殷商年代的直接史料就是甲骨文。因此，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殷商历法和年代应是重建商代历史的关键。基于这种思考，我完成了《殷历岁首研究》和《殷历月首研究》，这不仅为我之后的商周年代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我的学术之路筑就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7年，在我致力于殷历研究的同时，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蚌塑龙虎遗存。西水坡遗存不仅使我认识到它与上古天文学的关系，考证出目前所见最古老的天文星图，而且使得通过考古学研究重建上古的天文学和宇宙观体系成为可能，于是我撰写了《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等文。

　　6500年前天文遗存的揭示，使我形成了天文实为中华文明之源的认识，确立了创建中国天文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志向。经过十年努力，于1998年完成学术专著《中国天文考古学》。这项研究塑造了我以宇宙观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从而有能力解决诸如昆仑文化等一系列中华文明的核心问题。

　　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11字陶文的公布，震动了中外学术界。学者就其文字进行多角度释读，但没有结果，原因就在于识读的方法未能摆脱汉字一统的束缚，因为丁公陶文并不是汉字，所以通过作为汉字祖先的商代甲骨文的比较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我利用古彝文与丁公陶文对读，完整释读出丁公陶文实为彝（夷）族百解祭的卜辞，完成了《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一文。在此研究基础上，我又综合考察了夷夏两域文字与考古遗存，最终建立了中国文字起源的夷夏两源理论。这些研究表明，上古时代的东夷文化实际上就是今日生活在西南地区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从而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即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提供了文字学与考古学的确凿证据。

　　天文作为中华文明之源，上古文化并非华夏一统，而是呈现为夷夏东西交胜的局面，这些基本认识都是基于对直接史料的考证得出的结论，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于中国上古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传统认知，这意味着必须重新思考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对己身文明理论的重建。虽然我对中华文明理论的建构从撰著《中国天文考古学》时就已开始，但系统论述这个理论问题则是在《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和《文明论》中，最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理论。

　　这些研究的基础其实就是古文字学，古称为“小学”。小学不仅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更是经世致用的根本。要使小学不“小”，必须尽力拓展研究视野，既要通贯各类出土文献，还必须与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我对六书理论的重建，对上古历史与制度的研究，均基于这一思考。

冯时先生建构中华文明理论的三部著作——《中国天文考古学》《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文明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5月、2018年10月、2025年10月出版。

　　用中国概念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中国天文考古学、古文字学研究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这两个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冯时：人类社会的历史并非只是物质文化的历史，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历史，忽略了对知识与思想的探索，历史就不完整。而天文考古学则是以重建上古宇宙观为目的的学问，对于客观认识以精神文明为核心特征的中华文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遇伴随观念而生，没有观念，就认识不到考古学在解决上古宇宙观方面的作用，即使材料摆在眼前，也会视若无睹，机遇将失之交臂。事实上，考古学研究正在反复证明一个事实：我们必须破除考古学的某种局限。器以载道，如果只将器作为研究的终极目标，看不到器所承载的知识和思想，考古学不可能真正实现重建古史的目的。

　　今人习惯于以社会观思考问题，这是浅层认识。而中国先贤则普遍以宇宙观认识世界，重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假如我们不能重新树立宇宙观的认识方法，以今度古，对古人的行为就无法理解，这是今天考古学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以狭隘的社会观认识博大的宇宙观，不啻于盲人摸象。只有当我们建立起宇宙观的认识方式，实现以考古学重建古史的目的才有可能。当然，天文考古学研究必须以真实可靠的考古资料为基础，不能忽略考古学与文献学研究而徒逞想象，否则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

　　古文字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首先要与考古学相结合，不仅分期断代要考虑地层和伴出物，而且研究同样需要结合考古遗存。尽管古文字研究必须以正确识读文字为前提，但识字不是这一学科的最终目的。古文字资料作为史料，其真正价值是发挥直接史料的作用重建古史。需要关注的问题还有，由于中国的上古文化呈现夷夏东西，那么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就不再是汉字起源的研究，而应包括中国先民所创造的汉字与非汉字的起源研究。而对甲骨学和金文学而言，更需要深入其文字史料的核心，就甲骨文、金文所反映的商周历史及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不能仅满足于表层的梳理归纳，否则古文字史料将失去应有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研究中实现了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文献学的跨学科融合。在您看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实现跨学科交叉融合，以推动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冯时：科学的发展趋势是将学科越分越细，弊害就是割裂了学科之间的联系，使人陷入支离破碎的思维误区，缺乏对事物整体性的把握。正是由于这种弊端愈发凸显，人们才意识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既然我们提倡跨学科研究，那又何必先去拆分本属一体的学科呢？为改变学科划分过细的现状，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只能是培养出具有综合研究能力的人才。跨学科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组织起来了事，至少这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同一位研究者综合多学科知识的思考，与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各自独立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有能力打通学科壁垒，将不同的知识尽量整合到一个大脑中才可能产生灵感，作出有深度的分析。

　　中国传统学术本不分科，一部《尚书》既是史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更是文学著作。刘歆作《七略》，只是图书的分类，并不是学科的分类。学科边界的淡化对于把握事物的整体性非常重要，如此才有利于揭示客观规律，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本就是中国学术的特点。今天过度提倡学科划分，与综合不分的中国学术传统背道而驰。事实上，并没有完全独立的人文科学研究，固守一学是做不好学问的。难道研究《天问》可以不懂古代的天文学和宇宙观吗？显然不行，我们不可能只负责对《天问》遣词用字的分析，而将对内容的解释权交给天文学家，这不是跨学科研究。很明显，只有在头脑中完成对多学科知识的整合化生，才可能实现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而这一问题的本质取决于研究者能否实现自我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何立足本土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冯时：研究中国学问，首先要用中国自己的概念思考问题，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但长期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强劲，以至于今天能够自觉做到以中国概念思考问题实属不易。我们倡导构建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然而话语体系的根本却是概念体系。如果概念不是中国的，话语肯定不会是中国的，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也不可能是中国的。学术概念的模糊将直接导致学术方向的模糊，概念不明，学术就无以探源、无以别流、无以继承，更无以创新。事实证明，不从群学正名，中国就没有社会学；不从三才正名，中国就没有哲学；不从货殖食货正名，中国就没有经济学；不从帝祖正名，中国就没有宗教学；不从刑德正名，中国就没有法学；甚至不从格致正名，中国就没有科学。不能通过正名重建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就面临自古无学的窘境，因为几乎所有的现代学科都是舶来品，以西学标准看待中国学术，与八千年中华文明历史的事实完全不符。因此，立足本土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仅重要，也非常紧迫。

　　我曾强调，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字没有中断。文字并不是简单的交流工具，而是承载知识与思想的载体，文字没有中断也就意味着文化没有中断、文明没有中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事关中国文化存亡的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首先要从端正对文字的态度开始，也就是从正名开始。

　　汉字形、音、义三位一体，传统以六书学习汉字，才能真正学懂汉字。举个例子，对于“人”的理解古今概念别如天渊。《礼记》说“仁者，人也”，《易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文解字》以人为“天地之性最贵者”。可见古人定义的人是有道德属性的，是有灵性的。考古材料显示，对于将人与禽兽相区别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或者说如何成就文明的人，中国先贤的思考至少在距今七千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概念的偏失直接影响学术研究。只有构建中国自主的概念体系，重建己身文明的思想传统，才可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也才能形成中国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将天文考古学、古文字学知识转化为公众易懂的内容，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明本源？

　　冯时：传播文化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传承与传播中国文化，首先要有弘毅的精神，不能不求甚解，否则记丑而博、出言无状。古人说，“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于我们而言，正业当然是学术研究，做好研究是传播的基础；而退息之学则在于将知识回馈大众。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追求如饥似渴，他们就会被真正的文化所感染。传播的前提是扎实的学术研究，世上没有讲不明白的知识。孟子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这是文化传播的根本。如何将学术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关键取决于能否澄思深鉴。

　　当然，传播文化既要以解决民众的切身需要为念，又不能随波逐流，要在文明的高度传播文化。一说起天文，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星占；一说到古文字，人们想到的或许是如何考释文字，这于大众传播意义不大。古天文学与古文字学是中国文化的智慧之学。中国的自主概念认为，智的本义是识字，而慧的本义则源于观天。识字多了，概念就会清楚，固然可以生智；然而只知识字，死读书也不行，还要格物，要观察天文地理和自然万物，这样才可能生慧。

2025年12月31日，在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文明论》读书分享会上，冯时详细阐述了其写作初衷与核心观点。本报记者 朱高磊/摄

　　以学部委员工作室育人才续文脉

　　《中国社会科学报》：成立学部委员工作室，是我院健全学部制度、发挥学部委员学术领军作用的重大举措，您的工作室建设目标是什么？

　　冯时：学部委员工作室制度的设立，是我院为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扩大学术影响的重大举措，特别是在当下科技流行的时代，更可以在纠正重技轻文的错误思潮方面发挥作用。我曾经提出八千年中华文明造就了两大科学，即自然与技术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天下之事无外乎道术而已，人文社会科学即明道之学，也是塑造健全民族意识之学，更是完善人格之学，是人类社会最具价值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化的软实力甚至比硬实力还具有意义。尤其是在当下的AI时代，人文社会科学更彰显了应有的价值。事实上，一味追求AI的智能提升是片面的，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讲，塑造AI的所谓“人格”更显重要，哲学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将大有作为。

　　具体到我的工作室建设，首先是做好研究。如何通过工作室的研究项目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甚至形成天文考古学的中国学派，是工作的重点。其次，还要投入精力培养人才，使薪火相传。学术的发展无不是以人立学，人存则学举，人亡则学息。同时，还要做好文化的传播普及，这是学者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期，工作室在科研方面有哪些计划？

　　冯时：2025年我的新书《文明论》出版，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是工作室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接下来的研究，包括正在撰写的《帝丘——六千年前的文明社会》和《我们的文明》，都是运用天文考古学方法重建中华文明信史的研究实践。《帝丘——六千年前的文明社会》是对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宗教遗存的全面研究，我对这个遗存的思考已近40年，有了完整认识才敢着手全面研究。写作过程中，我常被先贤充满智慧的文明创造所折服。能够通过研究与先贤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幸运。而《我们的文明》则是继《文明论》之后全面重建中华文明信史的著作，通过对考古资料及文献史料的考索，为中华文明八千年的历史提供实证。此外，我还完成了一些单篇论文，如《中华文明八千年的考古实践》《昆仑续考——考古所见昆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工作室对于青年人才培养有怎样的考虑？未来将通过哪些举措实现“以工作室建设带动人才培养，以人才成长支撑工作室发展”的良性循环？

　　冯时：人才培养是百年大计。人才，首先要有良好的品德；其次，要有坚韧的毅力；再次，必须视野开阔、兴趣广泛，博通与专精结合；最后，要打好坚实的学术基础，特别是小学与文献学基础。要淡泊名利，如此才有可能成长为担当学术大任的真学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己努力进取的结果。夏鼐先生认为培养人才如鸭子浮水，浮过去就是人才。这句话的关键就是强调自己的主观努力。人才天生就具有某种特质，揠苗助长培养不出人才，在困境中反而可能造就真正的人才。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提到的人才，包括他自己，都是经历磨难之后才成就的。当然，我并不是提倡大家多吃苦，工作室要尽力保障研究的便利、解决研究的困难，但读书本身就是一件清苦的事情。在今天高科技的时代，读书不能变成查书，要戒除机心、下笨功夫。同时，工作室还会不定期组织学术沙龙，就具体问题研讨诘辩。古人主张穷而后工，但更强调境不为累。在艰困的条件下成就学问，固然是一种考验；在优渥的环境中做好学问，又何尝不是一种考验？冷板凳坐得稳并不困难，而热板凳要真能坐住却也不容易，其易生浮躁，非得约束自己的急功近利之心不可。良好的学术环境有助于成就君子之学，但也并不是不可能打造出禽犊之学。因此，对于后学的培养，前面所说的几点最为重要。至于能力的大小则因人而异，学术基础牢固、毅力坚定，就会自觉进取，不为名利所诱，最终才可能知类通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治学之道要摒弃门户之见，避免画地为牢，这种治学理念如何融入工作室的日常建设和学术研究中，引导团队形成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

　　冯时：我曾引用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观点阐释过一些思考，学不可以无师承，但不可以有门户。门户之见是致命的，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到汉学宋学之争，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摧毁了人们客观判断是非的能力。郑玄之所以成就其学，关键在于能够破除今古文经的门户，择善而从。固守门户，只能画地为牢，难成大学问。苏东坡说过：“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只有打破门户之见、破除学科壁垒，才可能博观、采各家之长，丰富自己的学识。学术研究唯以求真为念、以是非为则，因此，必须有开放的学术氛围。这种观念从年轻时就要深植于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