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长说】在科潘密林寻找文明的回响

——记考古研究所中美洲考古队长李默然

　　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玉米，就没有我们国家。”这句被刻在玛雅文明基因里的话语，如今被中国考古学家赋予跨越太平洋的东方解读并写进著作里。这粒看似渺小的谷物，是滋养文明的根基，也成为连接远古美洲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桥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美洲考古队长李默然及其同事钟华所著的《玉米王国：中美洲考古纪略》中，生动展现了这种深刻的联结。该书不仅是一部中国学者亲历书写的中美洲考古手记，也是中洪联合考古队科潘遗址考古十周年献礼之作。该书从滋养玛雅文明的玉米和可可、沟通天人的文字和历法入手，将古老文明脉络融入实地考古发掘中，生动呈现了墨西哥、中美洲地区人群独特的历史源流、生命观念和生活细节。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李默然，以此跟随他的足迹，走进科潘密林，聆听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探寻中国考古学从本土走向世界的深远意义。

　　结缘考古：

　　从无心插柳到终身志业

　　2006年，来自山城重庆的李默然被调剂录取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选择中，李默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选择了考古学专业。

　　大二暑假，李默然在丹江口水库遗址实习。对于这次实习经历，留在他脑海的是一张张青春洋溢、对未来充满无限畅想的脸庞，是置身于旷野之中心灵感受到的那份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充盈，让考古成为他愿为之倾注毕生热情的事业追求。

　　201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并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列入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予以支持。是年7月，考古工作正式展开，选定编号为8N-11的贵族居址进行发掘并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这是中国在中美洲的第一个考古项目，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中心地区主持考古项目，是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项目启动之初便面向在读博士公开招聘。2014年9月，李默然进入联合考古队协助时任领队李新伟负责遗址日常发掘工作。经过数年积淀，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中美洲考古队，李默然担任队长。

　　回首近二十载与考古相伴的时光，李默然坦言，驱动他一路走来的是最质朴的“求知欲”与“想了解”的冲动。随着知识的积累，他想了解的范畴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愈发广阔——从一件器物的制作工艺，到一个聚落的兴衰，再到整个文明的演变轨迹。正是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构成了他学术道路上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扎根科潘：

　　在文化碰撞中探寻文明真谛

　　科潘遗址位于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西北部225公里处，占地面积约为15公顷，包括金字塔祭坛、广场、庙宇、石碑和雕刻等，被认为是玛雅文明中最古老、最宏大的古城遗址之一。

　　在联合考古中，中国考古队全面负责项目的规划、发掘、技术应用、遗存保护、资料整理与成果发表。这要求团队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田野考古功力，还需应对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工作的独特挑战。李默然表示，语言隔阂与文化差异是横亘在联合考古面前的主要障碍。语言不通可能导致交流不畅甚至信息讹误，而文化背景不同则可能引发误解。

　　面对挑战，中国考古队展现出严谨务实、开放学习的作风。队员们白天在湿热的环境中从事田野工作，夜晚则挑灯夜战，整理资料、研读文献、讨论学术。特别安排了每周3天利用下班时间集体学习西班牙语，努力突破语言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始终秉持着开放学习的心态，与洪都拉斯同行及国际团队保持密切沟通，虚心汲取当地考古工作的有益经验，并将中国考古学成熟的技术方法与之结合，进行本土化改良。合作过程中难免出现意见相左，但正如李默然所言：“彼此为了工作的顺利完成，总能找到最优解决路径。”这种超越文化隔阂、基于共同学术目标的理性协作，是科潘项目得以顺利推进并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保障。

　　十年耕耘，终获硕果。中洪联合考古队对8N-11贵族居址的持续发掘，详细揭示了一个玛雅贵族院落从早期建设、多次扩建到最终废弃的完整演化序列。这为了解玛雅社会贵族阶层的生活方式、权力结构与社会变迁提供了鲜活案例。考古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石雕，其中包括玛雅文明中至关重要的玉米神形象，以及形态与中华文明中龙纹样有几分神似的“中国龙”雕刻，生动展现了玛雅人的宇宙观和神灵信仰体系。此外，数十座等级不一的墓葬，以及伴随出土的大量玉器、彩陶等精美随葬品，为了解玛雅文明的葬制、葬俗和社会等级差异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对话交流：

　　在比较中深刻解读玛雅文明

　　李默然介绍道，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虽远隔重洋，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具有强烈的方位意识，崇尚“四方”与“中心”的空间理念并以特定颜色象征；都对玉器怀有特殊的崇尚之情；都有着深厚的祖先崇拜传统；与动物（无论是现实还是神话中的）关系都十分密切。这些跨越大陆的文明共性，验证了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论断：中国古代文明与玛雅文明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

　　李默然也指出了两大文明的根本差异。在玛雅文明中，王朝统治和社会运行依赖宗教与仪式的顺利举行。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特别是在西周以后，经历了一场人文转向，宗教和仪式活动更多地被整合、吸纳到世俗权力和行政秩序框架中，许多原本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仪式逐渐演变为体现“理性”与“规范”的制度组成部分。这种在权力合法性来源与社会整合机制上的分野，或许是导致两大文明最终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这种比较，不仅加深了对玛雅文明特质的理解，也反观了中华文明自身的独特发展路径。

　　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科学发掘和多学科阐释方法，且秉持“透物见人”目标。在8N-11的贵族院落，考古人员要通过这些发掘出土的遗物，梳理和完整展现玛雅人当时的生存状态、行为方式与思想世界。

　　据李默然介绍，中美洲考古队未来首要任务是完成第一阶段考古报告的撰写与出版，夯实学术基础。继而在条件成熟时开启新的发掘区域，拓展研究视野。与此同时，继续深化跨文明比较研究，联合建立文明研究中心，将合作延伸至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展示与公众教育等领域，让考古成果惠及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面向公众：

　　考古学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

　　考古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历史空白，更在于启迪当下的民众，塑造社会的历史认知。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初，便蕴含着面向公众的基因。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西阴村发掘后就作了公众演讲。在《安阳发掘报告》中，也附录了李济等学者的介绍性文章，旨在适时向社会公众开蒙考古工作，阐释和普及考古学的作用。先贤的遗风在李默然这一代考古人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

　　李默然积极尝试多种媒介与渠道，将专业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的语言。他在报刊撰文，深入浅出地阐释玛雅人的世界观；在博物馆举办玛雅特展时，他为观众耐心讲解展品背后的故事；他出镜考古纪录片、参与公众讲座，全方位解读玛雅文明的奥秘，宣传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最新进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更直接、更持续地与公众分享科潘考古的发现和思考，向公众普及玛雅知识，经过长时间酝酿，2017年李默然开设微信公众号“玉米王国”。至今，考古队相关成员利用业余时间更新了近百篇推文。

　　在李默然看来，不应只用诸如“神秘”“血腥”甚至“外星”等字眼形容玛雅文明。他希望，当有人对玛雅文明有兴趣时，严谨的考古学成果能为他们提供可靠的知识来源。“当然，并不是每个人一定要了解玛雅，但当普通民众想要了解时，应该有途径可供选择。将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反馈给公众，是考古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无论是在公众号、报纸媒体上撰文，还是在与公众面对面交流中，李默然都秉持“轻松与严肃并举”原则，“轻松”指使用大众能看得懂、听得明白的语言，将非考古专业人士可能感兴趣的趣味内容娓娓道来；“严肃”则指文章观点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所有结论均源自严肃的学术论著或一手考古材料，确保知识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这一理念在《玉米王国：中美洲考古纪略》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该书后记中，李默然写下这样一段话：考古学对公众的意义不在于以“猎奇”形式普及考古工作过程，而应该是更多地为社会知识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说“文献不足征”的话，考古遗存却是古人留下的实实在在的印记。这些以及背后反映的人群行为、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通俗化内容，才应当是考古学奉献给公众的礼物。

　　从珞珈山下的武大学子到科潘密林中的考古队长，李默然近二十年的考古生涯，是中国考古学从深耕本土到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科潘项目的十年，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在技术、方法上与国际接轨的十年，更是中国学者以更平等、自信的姿态参与全球文明研究，并在与世界对话中深化对自身文明理解的十年。

　　考古学不仅是发现过去的科学，更是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在洪都拉斯的密林中，中国考古学家不仅用手铲揭示着玛雅文明的辉煌，更在用智慧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文明对话。这场对话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中华文明在更广阔的人类文明图景中，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更自信地走向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