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馨蕾（近代史研究所）
谈到抗日战争，人们以往关注的焦点通常在于政治军事的博弈、战略战术的部署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官兵和民众的日常生活、精神与情感世界亦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最基本、最鲜活的部分，却在后人的观察中极易被忽视。其实，特殊环境中的吃穿用度不仅反映了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更成为日后承托亲历者对战争苦难与革命记忆的具象载体。
战争与物质基础
“战争”通常指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武装斗争。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将战争定义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毛泽东进而从中日两国国力对比的角度，作出了抗日战争虽不可能速胜，但中国亦决不会亡的重要论断。他认为，日本国度比较小，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日本统治者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发动战争，结果却因战争而愈发困难，原有的资源也被消耗。与之相反，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
过去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日两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展开的博弈和斗争。然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共同的残酷经历和历史记忆。我们不仅应从国家、政党等层面审视这场战争，还应将眼光投注到广大直接或间接身陷战争的中国民众。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对战场之外军民日常生活、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也造成了间接性破坏。事实上，战争所带来的长期消耗与隐蔽伤害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
鉴于战争中物质基础的重要性，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将眼光下移，开始重视对抗日根据地衣食住行、军工技术、医疗卫生、军需后勤等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学术界新成果在贴近、还原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状态的同时，深化了对后勤军需、军民关系、群众动员、革命和政治文化等战时社会秩序及类似问题的理解，推进了抗日战争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根据地日常生活一瞥
抗日战争的爆发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人们原本的日常生活和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但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也伴随着战时社会与革命新秩序的建立。下文仅举两例，借以帮助读者回顾和感知当时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实态。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逐渐使瓦窑堡、保安、延安等交通闭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西北小城焕发生机。1936年6月1日，旨在培养中共军政干部的红军大学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6月3日，校长林彪便致电正率部在甘肃庆阳西征的左权与聂荣臻道，“学校目前设备仍极不完全，特别是缺乏书籍，望你们注意代为收集，除注意社会科学书籍，自然科学书籍也重要”。
而这一时期，毛泽东一方面为给红军大学学员授课，另一方面为总结前一阶段的革命战争经验，也亟须参考战争和战略学书籍。9月7日，毛泽东致电催促身在西安的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9月26日，毛泽东又就为红军大学购买教材一事特嘱刘鼎：不必采买普通战术书，只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书。10月22日，因经由西安采买的大多是战术、技术书籍，并不合用，毛泽东再次明确告知叶剑英、刘鼎：“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从上述毛泽东的多封电文中不难发现，红军抵达陕北后，阅读资源一度十分紧缺，需通过各方渠道自外部获取。
在新四军建军之初，大量搜集军政书刊也曾是筹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12月底，赖传珠等一批由延安派往南昌的军政干部抵达汉口。在短暂的经停间隙，他特意购置了新四军部队所需图书：“上午发叶超40元购买军事书籍，发李子芳50元购买政治书籍。”赖传珠抵达南昌后，又立即写信给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请其帮助继续购买。抗战时期，活动于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因长期孤悬敌后、对外联络困难，甚至曾借助新闻电台收译诸如《列宁选集》这样的皇皇巨著。陈毅不禁感叹道：“书稿用电报发，只有共产党肯这样做！”
钟表在当下虽属极为平常之物，但在彼时的中共革命队伍中，却是非常珍贵的稀有物品，一般只有指挥员才能配有。据聂荣臻回忆，当时部队中很难做到时间统一，这是由于指挥员使用的多是在战斗中缴获而来的旧表，快慢不一。于是，各级指挥员每天定时向上级机关对表成为一项专门制度。中共官兵的集体生活作息是以军号为指令，地方民众也长期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个人无须计时。不过，当大批具有较强时间观念的知识青年进入根据地后，便随之引发了关于时间观念的讨论。
1940年5月31日，《新中华报》刊发《养成严守时刻的习惯》一文，内中写道：“在延安因为没有标准钟楼，故每于上大课、开会、听报告或举行集会时，常有因人未到齐而迁延颇久，致浪费很多宝贵时间。”为统一时间、维持生活秩序，延安采用过施放午炮、敲钟报时、日晷计时等多种方式。但无论哪种计时方式，均存在一定缺陷，且需要统一的标准时间。直到1944年燕京大学英国教授林迈可到达延安时，当地仍没有标准时间。有些单位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有些单位则用华中时间，导致延安在与外界交流时面临时间差异问题。在林迈可的建议下，《解放日报》随后刊发一则通知，规定延安使用其所处时区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
综上所述，借助各类文献资料描绘出抗日根据地的生活面貌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延伸与挖掘其背后所关联的战时社会秩序、革命和政治文化、人的精神情感等深层次内涵。
衣食住行研究与革命文化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就战争而言，克劳塞维茨认为，精神要素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同推动和支配整个物质力量的意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毛泽东在反驳“唯武器论”时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因此，对抗日根据地军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既有助于呈现中共革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有助于理解抗战时期中国军民的奋勇抗争和生存实态。
至于如何突破对战时日常生活的现象性描述，注意挖掘其中的隐含意义，将抗日根据地的衣食住行等研究与革命文化相结合，笔者尝试以草鞋为例简要说明。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环境中，草鞋曾被党领导的军队作为最基本的行军战斗用鞋，陪伴官兵征战大江南北。红军北上抗日后，随着时空条件的转变，草鞋的适用性逐渐降低。在从草鞋到布鞋的穿着过渡中，则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地方环境变化时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在广阔的战争背景下，草鞋细小而微，却牵涉着军需后勤、群众动员、社会生产与革命理想构建等各方面问题。
1937年，美国女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访问延安时敏锐地发现：“在一代人中，从缠足过渡到穿草鞋，这是多么惊人的跨越一千年的巨大飞跃。”从斯诺的书写中可以看到，红军的到来不仅给陕北地方社会带去了草鞋，也无形中向当地输入了变革的思想意识和风气。与此同时，红军官兵有关草鞋的个体记忆也在根据地文化的塑造下汇聚成一种集体记忆，并在革命活动中被不断重组与加深。在这一过程中，官兵个人的战争体验与广阔的革命实践相联系，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底层表达与国家叙事得到贯通。草鞋这一原本仅具功用性的器物，升华为一种革命象征与红色记忆，被融入各种艺术形式之中，并在硝烟散尽后被代代传承。时至今日，在各类革命历史博物馆中，草鞋仍是展现红色文化必不可少的陈列品之一，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亦是今天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之一。
近年来，围绕抗日根据地衣食住行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虽逐渐增多，但该领域的方法论仍有待完善与提炼。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应注意个案研究与整个抗战史或近现代史的关联性，秉持贯通思维，避免标新立异，警惕研究陷入碎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