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境内出土和发现了大量萨珊银币，引起中外学者广泛关注，成为相关研究的热门问题。

　　来自内附蕃族所纳赋税

　　山西省朔州市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一枚萨珊银币，并附有说明文字：“唐代。直径2.9厘米，重3.6克。呈不规则圆形，无孔，宽平缘，两面压印有纹饰。正面是王者侧面半身像，像外是连珠圆圈。王者冕上的圆圈上有一雉堞形饰纹，圆圈外两侧及下端各饰一新月。背面正中是祭坛，其两侧各有一站立的祭司。左侧祭司外似以钵[罗]婆文铭文，可能是国王名。再外是连珠圆圈。……此枚银币应是唐时波斯国同我国通过丝绸之路往来贸易时之遗物。”根据银币国王冠式、国王形象、外缘特点及铭文，可知此钱币应为库思老一世（Khosrau I，531—579年在位）时所铸的银币。

　　关于我国现存的萨珊银币，孙莉等学者已进行了详细统计，大致估算为1900多枚，具体分布情况是：新疆1132枚，长安、洛阳两京附近地区560枚，甘肃23枚，青海76枚，宁夏3枚。此外，尚有河北41枚、湖北15枚、内蒙古4枚、辽宁2枚、山西50枚、广东32枚、南京1枚。近年来，在交河沟西、巴达木、木纳尔、阿斯塔那等墓地中发现银币13枚，山东东阿出土3枚。在这些统计和报道中，朔州市博物馆这枚银币并未包括在内。

　　库思老一世在位时间很长，达48年之久。他向东西方开疆拓土，颇有建树，其统治期堪称萨珊王朝的黄金时代。库思老一世铸币甚多，不过我国所发现的库思老一世银币并不多，此前仅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河南陕县、新疆乌恰发现5枚。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国立博物馆2015年新入藏萨珊银币200枚，其中有卑路斯一世（457—484年在位）银币16枚，卡瓦德一世（488—496、498—531年在位）银币33枚，库思老一世银币150枚。库思老一世钱币占这批钱币总数的四分之三，正体现了其铸币之多、流传之广泛。朔州市博物馆的这枚银币，为中国境内出土库思老一世银币的重要补充。

　　这枚萨珊银币出土于朔州市武警支队工地唐墓。究其来源，当与内附于朔州附近的铁勒等部落有关。贞观四年（630），唐平突厥颉利可汗，一些铁勒部族随突厥内附。据《册府元龟·外臣部·征讨四》记载，贞观四年三月，“思结部俟斤率众四万来降”，唐将之安置在河东代州（今山西代县）地区。内附的诸蕃族，所纳赋税与中原百姓不同，他们以“羊钱”为赋税，即如《唐六典》卷三记载：“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

　　蕃胡初附和加入唐户籍后，根据其生产生活方式，可纳银，亦可纳羊，按户等征收的银钱和羊，省称为“羊钱”。“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记载了银钱的征收：“其所税银钱，每年九月一日以后，十月卅日以前，各请于大州输纳。”思结部内附于代州，其他铁勒诸部内附在朔州附近，都属于“诸国蕃胡内附者”，而朔州、代州则为掌控这些蕃族的“大州”，故而收纳了内附蕃族所纳银钱和羊等。朔州市博物馆的这枚萨珊银币，可能就来自唐朔州周边内附蕃族按照户等所交纳的赋税——银钱。思结部内附在贞观初年，这枚银币也将置于代州、朔州之北的铁勒诸部交纳“羊钱”的时间提前到了贞观年间（627—649）。

　　与草原丝路密切相关

　　开元（713—741）年间，内附蕃胡纳银钱和税羊的制度在河东地区仍在实施。开元四年，漠北拔曳固斩突厥可汗默啜，铁勒的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降唐。唐将这些部落安置在朔州之北，这些部族仍然交纳“羊钱”为税。

　　以银、羊为税，与唐代的赋税体系不合。唐代前期中原百姓所纳赋税，多征收粟米等谷物粮食、绢布等丝麻织品（租、调），或征各种杂物、铜钱（开元通宝），或按丁口征发徭役。以银、羊为征税物，是对内附诸国蕃胡采取的不同于华夏的特殊税制。它以内附蕃部本身的税制为模仿对象，甚至可能是沿袭内附蕃部在周边或域外的税收旧制。以羊为税，符合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税银钱则体现了草原丝绸之路上萨珊银币的贸易与流通状况，这是由草原丝绸之路的银币贸易圈决定的。

　　夏鼐先生指出：“萨珊银币当时在中东、近东和东欧，是和拜占庭金币一样，作为这样一种国际货币而广泛地通行使用的。”结合蒙古国发现的大量萨珊银币，可将萨珊银币的行用范围扩大到欧亚草原。隋唐时期漠北的铁勒、突厥地区为萨珊银币的行用范围，而自漠北向西，西突厥也以银币为通货。

　　目前，萨珊银币的传播最西至地中海沿岸，北至高加索山区。从辽东、漠北到高加索，正是突厥、铁勒诸部族及东方的奚、契丹等的活动范围。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萨珊银币都与其在中亚、西亚一样，作为通货行用。这些欧亚草原的部族，也大多以银、羊为征税对象。铁勒诸部内附后所税的银、羊，是对漠北税制、币制的延续。随着铁勒部族向唐迁徙，他们将漠北的货币形态带入太原以北，也使萨珊银币的行用范围扩展到唐农耕区的边缘，逐步进入唐朝腹地。

　　不论是源于漠北还是内附的铁勒部族，萨珊银币都与草原游牧民族有关。易言之，与草原丝绸之路有关。草原丝绸之路是蒙古草原地带与欧亚大陆沟通交往的交通要道，其主线为从中原地区向北，经过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北越蒙古高原，西经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至欧洲大陆北部地区。

　　东北草原丝绸之路是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通过河北北部进入赤峰，到达辽宁辽阳。中国境内发现的萨珊银币，与这条草原丝绸之路路线相吻合。目前，我国山西大同、河北定县和辽宁朝阳都发现北魏时期的萨珊银币，可见萨珊银币由东北草原丝绸之路入华已有悠久的历史。《隋书·食货志》所谓的“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正是对萨珊银币行用圈的记录。

　　粟特人促进萨珊银币东传

　　北魏时期，萨珊银币通过贸易、交流、朝贡等多种途径入华，但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粟特商人在将银币输入至内陆欧亚草原游牧部落，并使之货币化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粟特人是中亚的商业民族。他们广泛活跃于丝绸之路上，对东西贸易贡献颇大。他们也是萨珊银币东传的主要输入者。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来华者众多，携带大量萨珊银币进行经贸活动，使萨珊银币流入草原与绿洲丝绸之路。北齐、北周和隋唐时期，粟特人更多出现在突厥、铁勒等游牧部落中，著名的粟特商队首领马尼亚赫（Maniakh）即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他不但活跃在西突厥所到之处，利用突厥的军事活动开展丝绸贸易，而且还受命于西突厥可汗室点密，作为突厥使者出使拜占庭，为突厥与拜占庭建立了联系，积极扩展了丝绸贸易范围。这些粟特商人进行贸易的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就是自身携带的萨珊银币。伴随着粟特商人的足迹，萨珊银币行用范围扩展到草原游牧部族，进而弥漫于欧亚草原，形成了草原银币贸易圈。

　　从漠北扩展到唐朝腹地

　　铁勒部族从漠北到河东，进入太原以北，带入了游牧经济，也带来了行用的银币，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银币贸易圈扩展到唐朝腹地。

　　从漠北到河东，是铁勒部族的迁徙路线，也是萨珊银币从漠北到河东的行用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更为繁盛，也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朔州萨珊银币的出土，正是萨珊银币伴随铁勒迁徙之路从漠北到河东行用的证明。

　　大中九年（855），韦澳为唐宣宗撰《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处分语》），对朔州等地形势和民风记述为：“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纵有编户，亦杂戎风。比于他邦，实为难理。”朔州地处游牧与农耕经济交界地，是唐安置漠北归附部族和阻挡漠北游牧势力南下牧马的军事重镇，故而胡汉杂居，风俗彪悍。朔州也是联系漠北草原重要通道。从朔州市唐墓中发现的萨珊银币看，草原银币贸易圈向唐腹地的扩展，并不始于开元中期，铁勒向代北的迁徙，在唐贞观四年平突厥后已经开始，河东地区的纳银钱制度已实行了近百年。因此，朔州市博物馆藏的这枚萨珊银币，正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游牧民族对东西文化交流贡献的实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