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官制中早就有“太史令”一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提出记述历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想把所著史书“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但后世读史者主要还是统治阶层。所以长期以来，史学的功能定位为“资治”，即对国家治理提供借鉴。为了这个目的，史家必须秉笔直书，实事实录，不说假话，由此便产生了所谓“董狐之笔”的史家道德。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史学的功能在近代发生了一个大提升。这还要从严复译著《天演论》，把西方一种学说介绍到了中国说起。这种学说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替民族帝国主义为虎作伥的理论，其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通则，宣扬在强大的民族和国家面前，弱小一方只有“亡国灭种”的份儿。对此，读书人尤为敏感。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连吃列强的败仗，特别是1894年甲午一战，还被隔壁小邻居日本欺侮得不轻，割地赔款，受尽屈辱。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这事原本不算太大，可在广州教书的康有为却立刻紧张起来，他预感列强会接二连三找上门。于是急忙到北京，冒死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变法”救国。

　　康有为给皇帝上的书中，讲的全是历史故事。特别是他把日本近代以来，如何从一个“蕞尔小国”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崛起成为亚洲强国的历程详加论述，这对光绪触动很大。接着康有为又给皇帝送去了一批他编写的历史书，有《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令光绪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既然那么多国家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变则存，不变则亡”，还犹豫什么呢？光绪皇帝便在1898年下命令，开启变法维新。这年是农历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大运动，这就不仅需要皇帝有觉悟，还需要百官有共识，更需要广大百姓来支持。靠什么获得这么多的共识和支持呢？还是要靠史学。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大声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康梁师生就这样开创了“救国史学”。

　　“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

　　随着救国史学的社会功能大提升，史书的读者对象超出了统治阶层，扩展至民众，其宣传的作用愈显突出。要想让民众都接受救国必须变法维新的道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康有为深感老百姓太保守，又迷信权威迷信经典，“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为此，他专门写了两本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说千百年来被读书人奉为经典的那些东西，都是汉代刘歆伪造的，并不是真经；在《孔子改制考》中，他又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改革家孔子，说这才是真实的孔子！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我们孔圣人时代都已经有过。“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这“两考”一出，在读书人中可谓振聋发聩。

　　梁启超等在帮助老师誊写这两部书稿时，心里直犯嘀咕：先生这么说能行吗？这不是“强史就我”吗？他们知道史学大家章学诚的教导：“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这就是说，史书中的义理必须以史事为根据，文则是二者的载体。根据这样原则，过去读过的“六经皆史”，而康先生突然来了一个“六经非史”，自己编出一套关于历史的新说法，这有点让他们接受不了。康有为则把梁启超等训了一通，说章学诚不是强调“史所贵者义”吗？“《春秋》所重在义，不在文与事”，孟子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我们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要亡国灭种了！有什么“义”比救国救民更高呢？为了救国救民这个压倒一切的“义理”，“俾民信从”，以发动群众，有必要处处拘泥于“硁硁必信”的史实吗？经老师这么一说，大家都无话了。是啊，救国救民，维新变法，没有比这个更重要更崇高的事业了，为了这个政治追求，有什么方法、手段不可以拿来一用呢？

　　以史学来增强“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

　　后来，梁启超按照他老师的路数写了一篇《古议院考》的文章，引用一些历史材料，说议院在中国古已有之。这篇牵强附会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严复的来信批评。严复指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并说孔教不可保，亦不必保，这才有利于思想进步。读了严复的信，梁启超深感“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梁启超不像康有为那么固执己见，他还是认同治史应该“力求真是真非”，从中得到“公理公例”。他批判旧史学“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力图把新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全体国民”和“整个社会”，通过这样的史学来增强“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以达到救国的大目标。

　　令人遗憾的是，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只推行了三个多月就失败了。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喋血京城，康梁等一批“康党”逃亡海外。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运动中，康有为“言不必信，惟义所在”的“两考”，被那些熟读经书的清廷高官斥为别有用心的瞎胡扯，这也是光绪皇帝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让康先行离京退场的原因之一；而梁启超以社会民众为对象的新史学也难奏速效——其时平民百姓多不识字，开启“群智”还很遥远。年轻气盛的梁启超在极度失望中，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走得很近，又被老师康有为训了一通。师生二人终于在维护本党利益，坚持保皇立场上取得了一致（即主张营救身陷囹圄的光绪皇帝，继续走和平改革道路）。

　　为了扩大维新事业的舆论宣传，根据老师的授意，梁启超写了《戊戌政变记》一书。书中所记是一段刚刚发生过的历史，康梁都是当事人。具体史实方面，如戊戌奏折、“衣带诏”等，梁明知老师有夸大的毛病，也迁就了康有为的说辞。应该说《戊戌政变记》写得很成功。以康有为为领袖的“康党”是戊戌变法运动的核心，这一说法无可动摇地在史学界乃至民间广为流传，从而奠定了“康党”的历史地位与合法性。可是梁启超本人事后并不讳言：“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

　　康梁开创的救国史学，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影响巨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