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并无论述人口问题的专著，有关这方面的议论散见于他的《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和其他著作。就研究人口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法国启蒙时代无人能与孟德斯鸠比肩。

　　在前工业化时代，几乎所有物质生产都依仗人力，所以，人口多寡与一个国家的实力成正比。在论述古代或他所处的时代时，孟德斯鸠都十分关心各国的人口，因为在他看来，由于人口关系到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经济是否繁荣，所以，政府能否获得足够的税收，国家能否拥有充足的兵员都与人口相关。他认为，在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农产品丰富，因而商业发达，而商业发达则有利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人们的生活所需能够得到切实保障，人口自然会快速增长。

　　他指出，在他所处的时代，世界人口比古代大为减少，仅相当于罗马时期的十分之一。他为此忧心忡忡，在《波斯人信札》中描绘了一幅凄惨的图景：“意大利人口凋零，繁华不再；……国已亡，民已绝；……希腊满目荒凉，人口不及古代百分之一，……法兰西无法与恺撒口中的高卢相提并论，……不禁让人以为，整个世界前不久刚刚遭到瘟疫和饥荒的浩劫。”他把这种状况视为人类的灾难：“这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可怕的灾难，……这是一种恶疾，一种未被发觉的隐性病毒，一种慢性杀人的疾病，它正在戕害人类。”尽管《波斯人信札》并非严肃的学术著作，而且这番话出自一个虚拟的波斯人之口，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然而我们从中依然不难看出，孟德斯鸠对于当时世界人口状况的忧虑和悲观。

　　孟德斯鸠认为，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地相反，中国的人口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他并未直言中国人口过剩，但这种想法在字里行间表露得相当明显。秉持这种看法的并非他一人，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著名思想家，也都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其实，当时中国的人口并未过剩。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清代的康雍乾三位皇帝在位期间。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明末清初的战乱造成了中国人口较大幅度减少，那时的人口大约为一亿二千万左右。到了乾隆年间，人口有较大幅度增加，笔者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抄本部读到的一份户部统计资料表明，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人口总数是198214555，也就是说接近两亿。《波斯人信札》出版于1721年，即康熙六十年。那么，他们关于中国人口奇多的想法来自何处呢？这多半要归咎于在华耶稣会士们的描写。当时两部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耶稣会士书简集》和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虽然总体上对中国是褒扬而不是贬斥，但关于中国路有弃婴等现象的描写，给读者造成的印象便是中国人口奇多。孟德斯鸠关于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尽管他对耶稣会士并无多少好感，但是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上，他是相信他们的。

　　一方面是世界人口剧减，一方面是中国人口奇多，原因何在？孟德斯鸠就此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这也正是他对人口理论的主要贡献。

　　作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创立者，孟德斯鸠强调地理环境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人类社会所施加的作用。他认为，地理环境与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寡紧密相关，其中气候更是具有巨大影响。气候炎热或寒冷直接影响人的生理，适合人类生活的气候促进生殖能力；反之，恶劣的气候则使人的生殖能力降低。在他看来，中国的气候有利于人口繁殖。

　　此外，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东部临海，南部和西部多山，只有北部地势比较平坦。所以，除了鞑靼人从北方入侵，中国难以与其他邻邦发生战争，因为中国的国土与邻邦完全隔开。这种地理形势使得中国在历史上较少发生大规模战争，因而人口损失较少。与此相对比，欧洲小国林立，彼此相邻，几乎没有天然屏障，由于宗教等各种原因，战争频仍，不仅兵员损失严重，平民也被无辜殃及，人口的损失之严重可想而知。

　　盛产稻米也是气候赐予中国的福惠，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原因，水稻非常适合在中国种植。这种高产粮食作物，使得中国可以用较少耕地满足更多人对食物的需求。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英国人放牧牛羊，中国人种植水稻，前者能够养活的人数远远少于后者。

　　他还认为，食物的种类也与人口相关，鱼类的油脂能提供较多促进生殖力的物质，这也许正是日本和中国人口奇多的原因之一，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多以鱼类为食。

　　孟德斯鸠还认为，自然灾害和大规模的瘟疫，是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欧洲的一场黑死病几乎夺走了一半人的生命。中国得天独厚，几乎不曾发生过导致大量人口损失的瘟疫。

　　孟德斯鸠的人口思想精彩之处，更多在于他对人口多寡和增减的非物质原因的探讨。例如，他从制度层面探索人口发展的规律，强烈谴责贩卖人口。他说，输出国的人口锐减，输入国却并不因此而人口大增，从全世界角度来看，奴隶贩卖对人口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

　　除了研究人口多寡和增减的规律，孟德斯鸠还探讨人口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他笔下的三种政体都与人口有关：共和制仅适合人口稀少的小国；疆域和人口属于中等规模的国家，宜于实行君主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只能实行专制制度。

　　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对于专制主义的憎恶和谴责，远远甚于其他启蒙思想家。他对当时的中国当然也不看好，他写道：“与所有稻米生产国一样，中国也常发生饥荒。百姓濒临饿死时便四出觅食。于是，各地就出现三五成群的盗贼，其中的多数被剿灭，少数则越聚越多，但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可是，远离京城的省份这么多，难免有几伙人渐成气候，在原有的基础上日益壮大，形成为武装集团，直捣京城。他们的首领于是登上皇位。”就是说，在古代中国，数量奇多的人民生计无着时，混乱就会突然爆发，政府很快就会受到惩罚。同样的饥荒如果发生在法国，由于人口压力较小，所以不至于立即引发暴乱，因而君主对于改善治理、避免民众暴乱的愿望微乎其微。中国君主的感受与欧洲的君主不同，他们知道，倘若国家治理得不好，帝国就会倾覆，甚至自己的性命也难保。所以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政体尽管是专制政体，但历代皇帝在潜在的威胁面前，不仅在灾年开仓赈济，平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众的负担。这造成了中国的特殊之处，而在别的国家里，“君主不会如同在中国那样立即受到迅捷和明晰的警告，所以革除弊端十分困难”。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孟德斯鸠并不认为中国毫无可取之处。我们在《论法的精神》中不难读到他对中国的褒扬。比如他认为，专制政体是不需要监察机构的，但中国是例外，御史等监察官员不但经常到各省巡视，还可以对皇帝进行监督和监察。为了防止皇帝施行恶政，皇室极其重视对皇子的教育，从小教以孔孟之道，要他们爱民如子，体恤民间疾苦。他还引用贾谊的《论积贮疏》中的“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来赞扬中国人勤劳朴实，如此等等。因此之故，“中国的政体没有达到它所应该达到的腐败程度”。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之所以与其他专制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很大程度上是人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