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国仍处于黎明前的漫漫长夜。五四运动像一把高高举起的火炬，照亮了中国人民探索道路的征程，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广义的五四运动，不仅包括1919年5月4日开启的反帝爱国运动，还包含其他两方面重要内容：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二是五四运动后出现的社会改造思潮和社会革命运动。包含思想启蒙、反帝爱国、社会革命三大内容的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为中国社会发展掀开了新篇章。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五四运动的发生并非偶然，此前已兴起数年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基础。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补课。辛亥革命推翻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在当时的世界还不多见的共和制度。然而，中国社会的专制与落后依然如旧。脆弱的共和制度不断遭到冲击，有人挂民国招牌行专制之实，还有人索性要将民国倒退回封建帝制。如何拯救中国？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认为，改造中国必先从改造文化入手。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竟其功，是因为思想启蒙不够，国民仍缺乏民主意识。只有彻底清除封建思想意识，普及民主思想，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形成一场倡导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个人意识、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在启蒙运动中被唤醒、被增强。国家者，国民之国家，非统治者所私有，这样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常识。新文化运动的进行，国民意识的觉醒，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国民对于外交问题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表达，是国民外交兴起的重要转折点。虽说自清末“公车上书”始，民众已打破外交由政府极少数人垄断的惯制，发出庙堂之外知识阶层的呼声，但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第一次由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外交事务并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成功实践。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没有民主思想的普及与国民意识的形成，五四运动难以成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后，国民外交蓬勃兴起，国民外交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形成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公众舆论。国民外交由此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外交。

　　对民主的向往始终是此后中国人民不懈的追求。人们奋起反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继而反抗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线，动摇专制统治根基，解放区的民主实践极大激发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动性。终于，民主战胜专制，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诞生了。

　　爱国革命运动奏响爱国主义的时代旋律 

　　五四运动因抗议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而展开，爱国主义始终是其核心主题。

　　中国于1917年对德宣战，成为协约国的一员，并跻身战胜国之列。中国民众对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合理化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寄予很大期望。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胶州湾租借地的最基本要求，也未能实现。巴黎和会受挫的消息传到国内，社会舆论大哗。人们对“公理”的高度期望转化为极度失望，对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已有清晰自觉，因此走上街头奋起抗争。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有知识阶层，还有广大工商业阶层和普通劳动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在强大民意支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这一举动史无前例。近代以来，中国对各种有损主权的条约并非没有抗争，但终究逃脱不掉“始争终让”的规律。拒签对德和约，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向列强说“不”，开创了对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勇于抗争的先例，在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五四运动因爱国主义而引发，又将爱国主义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任何党派、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公然背弃这一主流价值。五四运动后，南北两个政府在外交方面都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积极姿态。这与五四运动后爱国主义的高扬和国民外交的兴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的北京政府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要求废除协定关税，实现关税自主；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实现司法自主。修约运动中，鉴于西班牙和比利时对修约交涉持抵制和拖延态度，北京政府曾单方面宣布废除中西、中比条约。北京政府还罢免了不听中国政府指令的英籍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这些外交上的断然举措，皆为近代以来所未曾见。

　　在当时的北京政府展现出外交新姿态之时，国共合作的南方国民政府则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不平等条约因其具有不平等性而不合法，应直接宣布废除，即应断然采行“革命外交”。南方国民政府在北伐过程中实践了这一理念，以民众运动为先导，以北伐军部队为后盾，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显示了南方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不同特质。

　　爱国主义的力量在此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面对军力和国力远超中国的日本，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用巨大牺牲赢得抗战的胜利。抗战胜利不仅使中国摆脱了深重而迫切的民族危机，而且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社会革命运动开启追求进步的伟大历程 

　　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逻辑发展是走向社会改造运动。面对中国外交的失败和内政的乱象，人们必然要问，中国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沉疴？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的关注点从反帝爱国转向社会改造。社会改造一时成为社会的流行词。一大批直接声称其宗旨是改造社会的刊物纷纷面世。在社会改造的呼声中，中国社会发生两大变化：

　　一是在改造中国的各种方案中，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尽管马克思主义此前已传入中国，但作为诸多外来学说的一种，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工学主义、新村主义等各种思想纷纷呈现于中国社会。在各种思想和学说的比较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文化的主流。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杂志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据统计，从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新青年》刊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二是启蒙运动向劳工阶层普及。知识分子深入劳工阶层，推动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进程。“劳工神圣”是一战后出现于中国社会的响亮口号。蔡元培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劳工神圣”观念的传播，促使学生运动的发展出现新趋向。知识分子开始注重与劳工阶层相结合，不少人深入劳工当中从事文化和政治启蒙，促进劳工的觉醒。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知识分子与劳工相结合，既推动工人运动发展，又催生了一批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直接输送了中坚力量。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党领袖，五四运动的若干积极参与者，或成为创党成员，或成为党的重要同路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自此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一步步走向胜利。

　　1939年，延安举行庆祝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毛泽东同志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如此评说：“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这一惊人之论，得到日后历史的有力验证。这一讲话后仅仅十年，即五四运动30周年之际，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崭新国家，不正是五四先贤所憧憬的“劳工的世界”吗？

　　（作者：王建朗，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史大辞典》编撰”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