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高丽与元朝的交流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东亚文化圈的交汇融合。以此为背景，高丽作家进入中原，实现四方之志，创作了大量有关中国的纪行诗，为东亚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元丽早期外交关系的建立，是以成吉思汗派兵进入高丽，共同剿灭契丹叛众为契机的。在成吉思汗经略东北的历史进程中，两国交往不断深入。由于不堪蒙古征贡的重负，高丽王朝多次与其交恶，直到1259年高丽世子王倎在汴梁迎谒忽必烈，元丽关系才开启新的历史时期。从高丽元宗王倎开始，元丽关系步入正常化轨道，到恭愍王王颛时期，高丽逐渐摆脱元廷控制并向北部开拓大片疆域为止，其间元丽交往近百年时间，高丽方面派遣使者或入元朝觐、或称贺答谢，不计其数。这些使者中有宗室成员、政府高官、军事代表，亦有饱学之士、青年才俊，诸如李承休、李齐贤、李榖、李穑等。这些留下大量中国纪行文献的高丽使者，见证了从元初到元末双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走向，以及其中复杂多变的政治较量。总体看来，高丽作家有关中国的纪行诗创作是在元丽互动关系中展开的，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

　　东亚稳定的政治格局是高丽作家进行纪行诗创作的重要语境。在忽必烈汗对高丽实施优待怀柔政策之前，蒙古诸汗已与高丽发生了多次冲突。尤其是中国的东北边疆，一直活跃着蒙古、东真、契丹等多支政治力量，他们之间的交锋对抗带来了东亚局势的混乱，不利于元丽关系正常化以及地区间的文化往来。随着元朝对东北的控制与经略，东亚局势趋于稳定。加上高丽西京都统崔坦等人内附元朝，包括西京在内的北界五十四城和慈悲岭以北的西海道六城直接并入大元疆域，元丽关系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以高丽王京为中心的宗室贵族，在忽必烈不更旧俗，以保其宗社的政策支持下，出岛就陆，入元朝觐，与元廷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外交关系，成为实质意义上的藩属国。元丽联姻制度、质子制度的实施，使双方的政治关系较以往更加密切，被时人誉为“甥舅之好”。这层特殊的姻亲关系加速推动了两地的交往与交流，高丽作家不断开启奔赴大都的朝圣之旅，对中原充满向往。作为高丽贺进使的书状官，李承休用诗歌记录了自己朝觐之路上的所见所闻，并编辑成《宾王录》，这成为后世了解元丽君臣际会的重要文献。因高丽忠宣王赏识而步入大都文坛的李齐贤，在中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国纪行诗深刻关联着这一时期的元丽关系发展走向。他多次奉命出使中国的四川、浙江、西藏等地，并在忠宣王西谪之际，不顾自身安危，远谒忠宣王于青海朵思麻之地，其纪行诗流露出忧时忧世的家国情怀。李榖、李穑父子是元朝科举制度下高丽作家中最重要的受益者，他们因登第元朝进士而有幸进入翰林院等中枢机构，或扈从皇帝巡行上都，或带着荣誉回归故里，或作为高丽的重要使者出使元廷，在往来王京与大都的路上，他们留下了大量纪行诗，这些纪行诗为我们探讨两地友好往来提供了重要线索。

　　高丽作家的中国纪行诗深刻反映他们在元丽关系中的人生心态。高丽作家的中国纪行诗并非都是规模山水的写景之作，亦非简单的对经行之地人文风俗的描述，而更多地交织对现实复杂政治关系的察知以及人生进退的考量。这一点在李齐贤与李穑身上体现最为明显。李齐贤先后奉使西蜀、降香江南，所作纪行诗情感波动不大，基本上处于他所说的“每因王事饱清游”（《八月十七日，放舟向峨眉山》）的闲游心态。在忠宣王因政争失利被贬吐蕃之际，李齐贤闻讯匆忙赶回大都，经行之处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一位士人迎难而上、坚决维护国家纲常的社会责任担当。至治三年，在高丽群臣的努力下，忠宣王得以召返。李齐贤在远谒途中创作的中国纪行诗，回顾了高丽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历史，对高丽内部纷争进行深刻反思，并坚信王姓宗室一定会使高丽王朝重现辉煌。李齐贤对奸佞之徒的批评、对忠义之臣的赞赏，与前期纪行诗的闲游心态截然不同，流露出积极的淑世情怀与可贵的家国意识。李穑在父亲的荫护下，21岁便进入大都国子监学习，近三年的学习生涯培养了他坚毅的儒者气质和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回乡探亲的路上，李穑创作了大量中国纪行诗，用以展现自己的抱负与归来的喜悦，他甚至期待着在科场能够一鸣惊人。他的这种理想抱负，在多年后奔赴元廷科举的路上仍然没有改变。李穑心态转变的关键在至正十四年，即他登科那一年，作为高丽使官的他清楚地看到元朝政局失控、天下大乱的现实，这使他不得不尽快考虑自己的进退问题，因为朝廷任命在即。他在诗中反复诉说着自己登科太早的各种顾虑，究其根本还是时局动荡最终使他做出了跟随使团东归故里的选择。李穑在归去路上以置身事外的庆幸，记录了星夜赶路的元朝信使与高丽使团的不同心态。尽管李穑第二年又代表高丽出使元朝，在纪行诗中也充满了对元廷战事和京城饥荒的关切，但呈现的只是同情和怜悯，并未因此投入到拯救万民于水火的时代巨变中去。他在大都任职不到半年，便辞官东归。这种旁观者心态的产生是易代之际的普遍现象，李穑只是其中个案。

　　中华文化认同是高丽作家中国纪行诗创作的价值取向。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以殷商时期箕子东渡的故事影响最为深远，这一点在中国史书和高丽史书的记载中是一致的。为此，12世纪的高丽国王在礼部大臣的建议下，为箕子修坟茔、建祠堂，用以国家祭祀。“箕子”逐渐成为高丽文化的象征和文明的开拓者，也成为两地共享的文化符号。李穑对箕子是大加推重的，他曾鲜明提出东韩“绵历夏商不纯臣，箕子受封师道新”（《婆娑府》）、“三韩制度未坠地，重忆朝鲜殷太师”（《即事》）的观点。箕子崇拜对加深高丽作家的中华文化认同是有积极作用的，加上汉字在朝鲜半岛的普遍使用，使这个早就渴慕中华文化的东方之国不断派遣使臣、留学生到中国来交流学习。中国的典籍文物、思想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科举制度、教育制度等也因各种机缘传入高丽，并进一步渗透在高丽政治文化体制建设的各个方面。11世纪后期，高丽文宗时代，出使宋朝的高丽使臣自称高丽使馆为“小中华馆”。到13世纪初期高宗时代，“小中华”的称号已在半岛流行，高丽作家李奎报曾自豪地说：“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题华夷图长短句》）然而，面对咄咄逼人的蒙古铁骑，李奎报所谓“小中华”带有鲜明的文化优越感。元丽关系改善后，李承休一行出使元廷再度观览中华礼仪的盛大场景，为高丽受到的尊重和优待而感动，所作纪行诗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李齐贤被誉为“东人仰之如泰山”式的人物，他在元朝结识了程朱理学的重要传人并将理学传播到高丽，其诗歌创作深受中国文学传统影响，采用以诗记史的方式客观记录忠宣王的政治遭际，并坚持史家精神对时代之变做出自己的价值评判。李穑是慕华情结最浓的一位高丽作家，他在诗歌创作中多次使用“小中华馆”“小中华俗”以及有关箕子东渡的典故，用于表明朝鲜半岛在文化上对中国的长期渴慕。他的中国纪行诗创作，以元末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现实为背景，以儒家致君尧舜和以夏变夷的政治理想为目标，不断重燃高丽以中华文化自居的“小中华”意识。可以说，中华文化传统在朝鲜半岛的持久传播，为高丽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带来了重要的价值导向，并成为元丽诗人交往交流最为得力的媒介载体。尽管双方语言不同，但汉字、文学传统以及文学想象，却能打破时空与族群的界限，加深彼此信任，增进彼此感情。

　　总而言之，围绕着元丽关系的发展变化，不同时期的高丽作家以不同身份、不同目的出使元朝，并通过游历中原大地创作一系列的纪行诗歌。这些诗歌或描写山川古迹，或寄送亲朋好友，或表明进退心迹，或记录时代之变，都深深根植于东亚文化交融的历史语境。高丽作家身上呈现出来的中华文化修养，是箕子认同的结果，在不断深化元丽关系的同时，也为后世中韩友好往来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