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7日，我的好友、也是中国学界的好友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悲痛之际，不免想起我和他多年的交往。

　　在认识米勒之前，他的名字便如雷贯耳，除了他的学术成就在学界获得许多赞誉之外，更是因为他调往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引起的轰动。1985年，米勒决定离开耶鲁大学前往尔湾，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认为他是为了超过10万美元的年薪——当时报纸发出“比加州州长的年薪还高30%！”的慨叹。其实并非如此。后来我了解到，美国批评家莫瑞·克里格要把尔湾分校建成批评理论的重镇，特意邀请米勒加盟。米勒之所以同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克里格的人格力量。克里格是新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人仁慈宽厚，甚至对批评或反对他的人都能够包容。正是在他的努力下，1987年建立了全加州大学的批评理论研究所，并落户在尔湾分校。试想，伯克利、洛杉矶两处分校都比尔湾著名，也都努力竞争，为什么尔湾成功了呢？这与引进米勒以及随着米勒而到尔湾的德里达密切相关。米勒是德里达的密友，米勒不去尔湾，恐怕德里达也未必会去。

　　我与米勒初次相识是在1986年。那年8月，我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在克里格教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巧合的是，学校为我安排的住房正好靠近米勒的住房，大约不到50米，他的在一个小坡上面，我的在下面。住房都是别墅式的，几栋别墅由树丛或花坛围绕，构成一个院落，米勒住欧文院25号，我住舒伯特院18号。那些住房都是新建的，主要供新来的教师或访问学者使用。教师住的多为两室一厅，访问学者一般一室一厅，住房内都配备全套家具和厨房用具，甚至有自动洗衣机和烘干机。因为我们都在英文和比较文学系，都是克里格招来的，加上我们是邻居，交往逐渐增多，有时一起走路到系里或一起回家，逐渐熟悉并成了朋友。

　　其实，初次见他时，也许因为他的声望，也许因为他用左手和我握手（后来我才知道他右手伤残），我多少还有点紧张（尽管我已是第二次去美国，知道如何与教授交往）。但米勒和蔼热情、平易近人，我的那点紧张迅速消失。他蓄着花白的络腮胡子，眼睛炯炯有神，说话简洁有力，常用一些生动的例子和比喻，一点不显得激进。但他对解构主义的自信，又使人觉得他是坚持己见的勇士。

　　米勒告诉我，他1928年3月生于弗吉尼亚，父亲是大学心理学教授、教育家，作过浸信会牧师、纽约州教育局局长、佛罗里达大学校长。老米勒为人宽厚，与人为善，对他影响很大。他说，父亲去世后，葬礼那天，佛罗里达大学全体师生放假一天，上万人为他父亲送行。

　　米勒先后就读于美国欧柏林学院和哈佛大学，在哈佛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欧柏林学院，他起初学的是物理，但因为更喜欢文学，便改了专业。哈佛毕业后，米勒在美国威廉姆斯学院任教一年，1953年转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一直在那里待到1972年，之后在耶鲁大学任教，1986年来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1966年，德里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及运作》的演讲，产生了巨大反响。但当时米勒不在学校，没有听到，便询问他的良师益友乔治·布莱。布莱说，德里达的讲座非常新颖，但他并不完全同意。于是，米勒便找来演讲的文稿，仔细阅读，从此开始逐渐接受解构主义。米勒告诉我，1971年他发表的《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既表示对布莱的尊敬，也对他的批评方法进行了解构。

　　这些都是米勒和我成为朋友之后，闲谈之际告诉我的。

　　因为我们是邻居，所以有时串门，相互请客。1986年，电脑在美国已相当普及，图书馆全部采用电脑操作，但我还不怎么会用，而米勒已是用电脑的高手。他家里有两台电脑，所以我有时为了查资料便请教于他。他的妻子多萝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待人非常和蔼可亲，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全职太太”，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米勒一般不必为家务操心，在某种意义上，米勒的学术成就与多萝西的支持有关。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娶了个华裔女孩（据说后来离了婚）；二儿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的博士，博士毕业论文写了700多页，米勒非常高兴，经常对朋友提起；女儿后来在缅因州工作，经常去陪伴退休后在那里生活的米勒夫妇。

　　由于米勒的关系，从1987年春开始，德里达每年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讲学一个学期，进行系列演讲和学术交流。我听了几次他的演讲，但限于自己当时的水平，基本听不懂，只是在提问和回答阶段才捕捉和理解他演讲的部分内容。不过，德里达和米勒是好朋友，有时我也直接向德里达讨教，他英语讲得慢，容易懂，所以和他的交流使我受益良多。

　　1987年5月，学期结束、德里达即将离开尔湾之际，米勒在家里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告别酒会，几十位学者应邀参加，有的从洛杉矶、圣迭戈和河滨驱车赶来。因为我们是邻居关系，我和妻子也参加了那次酒会。米勒当时的住房是临时性的，总体面积较小，除了少数人，大家都在外面草坪上饮酒聊天。因为我和德里达认识，便带着妻子到客厅里去和德里达聊了几句，互致问候并道别。在那种场合，德里达不可能被一个人占去很多时间。

　　1987年6月，我离开尔湾回国前夕，请米勒夫妇和克里格夫妇以及施瓦布等人吃了顿自己包的饺子宴，没想到他们赞不绝口。席间，米勒告诉我，1988年5月我们还会见面，因为他要来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艺术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北京论坛，同行的还有尔湾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大卫·伊斯顿（此人我倒是见过，因为刘海铭在他手下读博士，刘经常到我家里坐坐，用我那里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服）。

　　1988年5月，北京论坛如期举行，可能因为米勒的关系，我也参加了，并且做了一场翻译。米勒在会上作了题为《文学理论的未来》的发言，后来我把他的发言翻译成中文，并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会议结束后，米勒访问了西安，然后从西安又到济南，参加了我和山东师范大学组织的学术会议。

　　从1988年开始，米勒先后十余次访问中国，单是我参与安排的就有七八次。1997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他都应邀参加了我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不论在大学的讲座还是会议发言，他都是以文本分析体现理论、以理论统领文本分析，深受听众的欢迎和赞赏。

　　米勒为人和善、乐于助人，几乎有求必应。每次我让他帮助查找资料，他总是不遗余力；请他帮助联系翻译授权，他也总是耐心地与各出版社联系。尤其在编选“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过程中，他为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这套丛书是我们友谊的见证，也是我们合作的结晶。

　　据我所知，他帮助过不少中国学生。记得有一次，北京语言大学的国荣把自行车丢了，米勒慷慨解囊，给他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为此他们结下了师生之谊。后来米勒把他在中国的演讲汇集起来，以An Innocent Abroad: Lectures in China为名于2015年出版，国荣便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还用了个温情的名字《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是米勒中国演讲的收官之作。后来，他与妻子居住在缅因州鹿岛，基本不再远途旅行。但米勒仍然相当活跃，笔耕不辍，时有新作问世。前两年，我委托朋友去看他，得知他依然自己驾车出行。

　　2012年，我最后一次与米勒在北京相聚。那年他84岁，依然能横跨太平洋来华参加学术活动。米勒告诉我，他的健康秘诀是，除了有规律的饮食起居之外，每天吃一块黑巧克力，喝一杯干红葡萄酒。

　　如果不是感染新冠肺炎，他可能活过百岁。不幸的是，他们夫妇都被这病魔夺去了生命。远隔重洋，我无法亲自送他一程，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怀念和纪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