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法？法对我们共同体生活有什么意义？人们往往把法等同于见诸法典、规章、条例的文字之法。但是，当指称“法”这个词时，心中浮现起的往往是“法”这个词的更深层次意涵：首先，法作为人类自由基石的公平正义理念，是我们每个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所必须持守的根本生存规范；其次，孟德斯鸠认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的必然关系”，换言之，法是一种根本的世界秩序，关乎每一个存在者在世界和宇宙中的位置。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对法之本质的探讨就告诉我们，法有其规范指向，法更是一种永恒的必然之理。
拉伦茨在《德国民法总论》第三节中讨论了“作为应当和存在的法”，这一节又相应地分为“规范秩序”和“法的存在方式”两小节，而他对“什么是法”的解说集中在“规范秩序”这一节。拉伦茨首先引用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之“法权论导论”的说法，指出“什么是法”是一个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反而不清楚的问题，就像对逻辑学家提出“什么是真理”一样，逻辑学家相信自己知道真理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但是一旦他试图定义概念之所指时，要么同义反复，要么就只能陷入矛盾，直至最终承认：定义是不可能的。拉伦茨表明，他也不要给出一个终局性的概念规定，只是想阐明一些我们在思考法的概念时，必定会一同思考的一些“环节”。
对法律人来说，对“什么是法”最常见的回答便是，法是一种调整人们共同生活的“规范秩序”（Normenordnung），而规范秩序则意指一种普遍把握的要求或命令总体、整体，这些要求或命令向每个人提出予以遵守的要求。这种观点还意味着，人有着遵守或不遵守规范的可能，规范并不是以一种自然规律（Naturgesetz）的方式来推动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人在面对自然规律的时候只能遵守。而规范秩序则不同，规范秩序还给了人以他种行为的可能性，为其他的动机留下了空间，在个别情况下，这些动机表明自己要更为强烈。尽管如此，法还是要求人要以合乎规范的方式行为，这种要求的法律表达就是“应当”。拉伦茨旋即指出，法的规范并不是向人发出的唯一的规范，在法规范之外，还有两种更大的规范综合体，也就是风俗和道德。风俗主要是一种社会力量，在风俗背后是一个社会群体的信念和行为方式，这个社会群体并不需要以任何一种方式被组织起来，但是在其中存在着一种“共属感”，从这种共属感中能够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行为方式。风俗和法的一致之处在于，它们都满足于其命令的外在服从，但是并不要求这种服从出于正直的意向。
拉伦茨又提出了一种法和纯粹道德之间的中间状态，即主导道德，或者亨克尔（Heinrich Henkel）所说的“社会道德”，拉伦茨指出，只要社会道德有一种伦理信念现实地作为支撑，它就表现了伦理的现象形式——即便这种现象形式是削弱或粗野化的。大多数人只知道这种不完善、总是具有可疑之处的伦理形式，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就是占据支配性地位的社会道德。但不能简单地把道德等同于纯粹道德或社会道德，两者都不能从伦理学领域被驱逐出去，伦理学既讨论严格伦理学的纯粹道德，也包括社会道德。德语的Sitte（风俗）和Sittlichkeit（道德/伦理）具有共同的词源，在法秩序中，我们称社会道德是“善良风俗”，它要多于单纯的风俗（习俗），但是又要少于严格的道德。在拉伦茨看来，社会道德就是黑格尔的“客观伦理”（objektive Sittlichkeit）。
法秩序在这些不同的规范领域中地位不同。在实定法的意义上理解法时，法与风俗和主导性的社会道德（它们之间在内容上已经多有触及）的共同之处在于，法是一个他律的、个体“从外部”所要面对的应当。尽管通常个体也在其自身的意识中赞同法，但是与严格伦理学的道德命令不同，个体在与法的关系中必须面对一种外在的胁迫，而不同于同样有外在胁迫的风俗和社会道德（敢于违反风俗和社会道德者可期待的只是他人的不赞同，风俗和社会道德对其并不拥有权力），法秩序则拥有直接的和规则化的强制手段。法秩序背后是组织化法共同体、国家的权力，而个人是没有能力与之对抗的。在拉伦茨看来，这种观点认为法决定性的特征就在于国家强制规范。
但是，不论是关于法律的合目的性还是把立法者的命令贯彻实施在判决中，“什么是法”这一追问都指向了正义，而康德之所以把法与真理相比较的深意就在于此。人的处境是，对于正义问题，我们并不能以一种普遍有效的方式、或一种绝对稳靠的标准来予以回答，毋宁说，在个别情况下，这种裁判似乎是正义的，而那些情况又似乎是不正义的。这也表明，尽管对人来说并没有正义的稳靠标准，但是他可以期待“法秩序”和法官的裁判，即便不是绝对正义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以正义的思想为准的，至少在原理上可以追求，在人可能的条件下实现正义的思想，避免公然“不合正义的东西”。拉伦茨由此得出结论，任何仅仅因为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地说什么是正义，就试图把正义思想、不同于实证之法的合法性之“iustum”（正义）驱逐出法和法学以及法庭之外的人，不仅仅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而且扼杀了法，扼杀了其意义以及立法者、法官及其最后的尊严与责任的活动。
紧接着，他批评了那种只把法秩序定义为规则化强制的观点，法是一种指向正义秩序理念的人类共同生活秩序，然而，现实中往往存在不正义但是有效的实定法，这类法甚至违反道德，“合乎法律的不法”（das gesetzliche Unrecht）以致非法（Nichtrecht）。但是他持有的是一种较为谦逊的正义尺度，这种正义并不以一种绝对正义的理想图景为尺度，而是说借此，特定时代和认知层次的人实现他们彼此的关系成为可能。所以，把正义的概念从法当中排除出去是毫无道理的，这样会使法成为一种纯粹的暴力秩序或者强盗联盟，是违背每个人在与法发生联系时所设想的事情的。如果在法官和立法者那里，对正义的意志、法的习惯（Rechtsethos）没有强过自私的动机，那么整个法秩序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拉伦茨进一步指出，应当（Sollen）区别于那种限制性的必须（Müssen）。如果法只是一个强制命令，那么法就是一个限制性的必须。这只是说，如果你不想遭受强制，那么你必须服从。但是实际上存在着那种不可强制的法义务，所以规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限制性的必须。区别于必须，应当首先诉诸相对人的识见、内在的意愿、自身的法意识，它在无损于外在胁迫可能性的情况下，诉诸一种内在的胁迫，诉诸识见和善良意志。而这种诉诸只能在法规范与正义理念的意义关联中才能得到辩护。因此，以正义行事，给每个人其所应得，正义地裁判，这是一种伦理义务。当法以正义的理念为准时，那么，服从法就是道德命令，法秩序所施加的义务，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一种间接的道德义务。只有当法义务是间接的道德义务时，我们才可以称之为“义务”，因为法秩序并不能仅仅建立在外在强制的基础上，而是需要众多法共同体成员（Rechtsgenossen）行正当之事的内在意愿，因为法秩序必须在原则上把人看作是自由的。只有自由人才有义务，而且只有真正自由的人才可以认识和履行其义务。只有对那些无力实现自由的人来说，法的诉求才是一个限制性的必须。如果法义务不是真正的或间接的道德义务，那么它就是反道德的，纯粹的强制理论因此就是反自由的。由此，法与其他规范秩序的区别在于：第一，区别于风俗和社会道德，它是规则化强制的适用；第二，区别于严格伦理学（康德的道德），它的要求具有他律性质；第三，区别于所有这些规范秩序，它与正义理念有一种意义关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