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满足了学界与公众渴盼已久的等待。但有些数据符合公众预期，有些数据却大超预期而引发普遍热议。如何理解人口普查数据？如何从这些普查数据分析和判断中国人口的未来走势？成为学界亟待关注的问题。

　　人口总量与未来走势：生育率降低与人口达峰

　　一般而言，普查成本很高，而抽样调查成本相对较低。所以，世界各国为追踪人口变动趋势，每年或隔几年开展一次抽样调查，每10年开展一次人口普查。我国每年开展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每5年开展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每10年开展一次人口普查。社会公众每年得到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这在每年的统计公报中会给出基本变化态势，并以前些年的变化趋势估计与调整抽样调查当年的人口数据。过去10年，因为每年公布的新生儿数量在波动中趋于递减，故政府及时改革了原有计划生育政策，在2013年通过单独二孩政策，在2015年通过普遍二孩政策。但最近几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的结果是：每次改革的制度红利只会释放1—2年左右。数据显示，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2020年——按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只出生了1200万人。

　　但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减去第六次人口普查总数得到的值，与过去10年每年新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所得差的“和”相比多出了很多。按照统计公报公布的2019年的总人口为14.00亿。在最近几年死亡人口接近1000万左右的情况下，普查发现2020年的总人口为14.11亿——这意味着2020年比2019年多出了1100多万人口。

　　社会公众在每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所显示的趋势中逐步形成思维定势。学术界根据最近10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尤其是根据每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所推算出的净增人口数及其变化趋势估计未来中国人口的峰值，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人口增速在快速下降。第七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支持出生率趋于降低的态势，但总人口数高于公众预期。因为14.11亿的总人口，既与2019年疫情之前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不一致，也与2020年受疫情影响而由公安部门公布的新生儿登记数所计算的数据不一致，还与很多预测得到的数据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导致的期望差所引起的热议是可以理解的。

　　在人口流动加速、流动人口总量长期攀升、人户分离现象趋于常态的情况下，每年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质量肯定低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一般而言，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误差率之内，通常的做法是以普查数据重新修订抽样调查数据。应该说，在所有的数据中，人口数据是最准确的数据。在所有人口数据中，普查数据是最准确的数据。基于定居社会而得到的普查数据质量肯定高于基于迁居社会而得到的普查数据质量。正因如此，只要人口流动加速，只要人户分离率日益上升，则以房找人或以房登人的普查数据质量也会遭受质疑。尽管如此，由普查得到的数据质量仍然大大高于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质量。

　　这就是说，由普查数据得到的中国人口总量及其地区分布数据，是一个应该接受的数据。尽管该数据比1‰抽样调查多出了1100多万，但出生率的下降态势、老龄化的加速态势是明确的。在人口金字塔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重趋于上升，则死亡率也会趋于上升。如果婚龄年龄段人口趋于减少——生育旺盛期的成年女性的人口数量趋于减少，则每年的结婚对数也会趋于减少，由此导致的每年婚生人口数量也会趋于减少。比如说，2013年内地居民登记结婚对数为1341万对，而2019年内地居民的登记结婚对数则下降到922万对。

　　在这种情况下，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趋近的过程，就是人口峰值来临的过程。2020年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但死亡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这说明中国总人口正在趋于达峰。在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如每年的死亡人口大于每年的出生人口，则人口总数会趋于降低。如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接近，则会处于持续徘徊状态，但大趋势是达峰之后会趋于下降态势。这就是说，在“十四五”末期或“十五五”初期，中国很可能会迎来人口峰值。按照14.11亿的总量估计，则峰值很可能在14.2亿之内。

　　人口的三大转折点：产业升级与临工化

　　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比，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劳动力人口，即16—59岁之间人口为8.9亿，占比为63.35%，比“六普”下降了6.79%。如何理解这个数据？

　　人口数据，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是一个在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队列中相比较而形成的百分比结构。劳动年龄段人口比重的降低，一方面受老龄人口寿命延长所导致的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增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少儿人口占比上升的影响。所以，有人解释说主要受生育政策改革而刺激的出生人口增加的影响而降低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这是不全面的。在劳动年龄人口既存但该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影响式微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在论及人口结构转变时，蔡昉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理论。我在这里加一个转折点，形成三个转折点假说。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达峰与转折，是人口结构变化的第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与占比持续上升，老龄人口和少儿人口占比之和持续下降的通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大，收入越高，用于积累与用于改善消费的家庭部门的花费就趋于上升，经济增长动力就足。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从2013年起，就以每年减少200万到400万的速度在递减。这直接引发了“民工荒”与“招工难”问题。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再生产扩大过程，逐步耗尽了农村的劳动力蓄水池。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资增速的放缓、劳动条件的缓慢改善等提升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使劳动者能够通过“以脚投票”的方式选择就业地区与企业，从就业岗位的需求侧迫使企业改进生产流水线，提升劳动效率，增加技术与资本的密集程度。

　　第二，劳动参与人口总数的达峰与转折，是人口结构变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在人口转型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必然会引起劳动参与人口占比结构的变化，迫使劳动参与人口在达峰后趋于下降——既是总量的下降，也是占比的下降。一般而言，劳动参与人口占比的下降经常早于劳动参与人口总数的下降，即不管是以16—64岁人口作为分母算（有工作人数+目前正在找工作人数）/（16—64岁人口）×100%），还是以16—59岁人口作为分母算（有工作人数+目前正在找工作人数）/（16—59岁人口）×100%），劳动参与人口占比都会在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中趋于下降。比如说，这个比值已经从“六普”的71%左右下降到“七普”的67%左右。

　　最近几年，劳动参与人口数量也进入递减渠道。这就是说，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我们首先会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递减，经过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会转轨到劳动参与人口的递减过程。劳动参与人口的递减，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净减少，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伴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以及生产过程的技术密集程度的迅速强化，机器换人的速度加快。这加大了低人力资本劳动者的就业压力，并从需求侧加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求，客观上延长了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限、推迟了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初职入职年龄，细化了劳动岗位的专业性。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升级过程中，劳动者参与一段时间的劳动之后，也不得不重新学习或接受技能培训。这一切都会降低实际劳动过程的劳动参与率，即在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与培训时间的扩延过程中，如果法定退休年龄不变，则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必然趋于降低，那些年龄较大并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会趋于提高。

　　第三，总人口数量的达峰与转折，是人口结构变化的第三个转折点。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与占比下降过程影响了劳动参与人口占比与总量的转折和下降过程，而前二者集合在一起，又促进了总人口的尽速达峰与转折，即总人口会处于下降通道。比如说日本的总人口、德国的总人口都在达峰后进入下降通道。在非移民国家，这个趋势几乎是必然的。按照我国目前的人口态势，大约在2025—2027年会从达峰转入下降通道。劳动参与率越低，就要求技术进步以弥补劳动参与率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跟不上人口的老化速度，在一定劳动力人口与抚养人口结构下形成的生产、积累、消费等关系，就会率先产生由人口结构变化而形成的关系变化，迫使整个社会在新的人口结构下形成新的分配结构。

　　总之，在社会大转型的影响下，劳动力市场波动幅度越大，则劳动参与率会越低，离职后的觅职者找到下一个工作岗位的难度会更大。当然，如果科技创新停步不前或缓慢改进，则会发生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的低人力资本岗位使用，形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现象，降低高等教育收益率。在劳动力人口趋于下降的通道中，如果生产过程的升级换代速度缓慢，则基于供求关系影响而生发的低人力资本者找到工作的概率会较大，高人力资本者找到下一个工作的耗时会更长。总体而言，伴随现代化的推进，高人力资本劳动者对工作质量的要求会提高，这会普遍增加劳动力市场上的临工率。原来临工化的是低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但如果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推迟签约时间或不能下决心签约，或者干脆自愿临工化，则整个社会就会拉开临工化序幕。比如2020年的临工人口就达到2亿多。在只有7.7亿左右的劳动参与人口中，临工人口达到2亿，这应该是劳动岗位结构的转变速度赶不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速度的摩擦性现象。

　　劳动参与人口越少，人口抚养比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单纯只依靠养老金去解决养老问题，也不能单纯依靠幼有所育的财政支持去解决全部问题。在财政收入增速趋于放缓的大背景下，唯有以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或者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劳动改善劳动环境、提升劳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才能以充分就业解决劳动参与率的快速下降问题。当然，在制度建构上推迟退休年龄，也在一定程度可以巩固劳动参与率。但市场是否能够接受高龄劳动者，还需推出一定的社会保护政策，促使诱致性制度变革。

　　在劳动参与率降低过程中，招工难问题会长期存在。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人们对高质量就业岗位的要求越来越明确，生产工艺改进的速度如难以达到觅职人口的就业要求，则就业岗位需求侧结构的变动就要求企业强化创新，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过程中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劳动时间，从供给侧改革中推进劳动力市场的优化。中国未来的15年和30年发展，都会展现出这种强烈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产业升级的过程与劳动力结构改变的过程将同步发展。

　　户规模小型化与个体化社会：家庭脆弱与社会保护

　　第七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的家庭户人口已降低到2.62人，比“六普”时的3.1人下降了0.48人。户规模的缩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庭的缩小。但户规模更多体现的是普查时人口的居住样态，而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则在家庭部门支撑这种变化。

　　少子化提前了成年夫妇的“空巢期”，也缩小了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亲缘网。当然，与此同时，由姻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网也缩小了。这不仅解构了家庭基于熟人社会而形成的利他主义亲缘纽带，而且还降低了血亲家庭和姻亲家庭的社会资本。在子女离开父母选择独自生活的那一刻起，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基于定居样态而形成的支持体系就解体了。在迁居社会中，我们应该更现实地构建和加固流动社会的支持体系，通过社会的契约化、法治化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降低家庭生存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防范家庭的脆弱化趋势。

　　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的小型化与社会的个体化仍会持续。

　　第一，老龄化增加了丧偶人口和同居家庭的比重。老年离婚现象会日渐凸显。在家庭将主要目的用于支持子女及其配偶建设新的家庭以及形成新的生计的过程中，父母亲会在利他主义的原则下形成团结机制，降低配偶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家庭的经济与教育功能越强，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程度就越高。在空巢期提前的影响下，家庭中如果来自于老年父母的经济与教育支持趋弱，则长期的空巢会凸显老年夫妇之间的冲突，老年离婚和老年再婚现象就逐步显化，子女对父母的协调与整合功能会降低，老年同居现象也会伴生老年人的婚姻关系的变更而显化。但老年同居不再是传统社会的那种长期同居，而可能是间歇性发生的短期同居，是不涉及家庭财产与个人收入分配的那种互助性同居。

　　第二，初婚年龄推迟。中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大约已经推迟到平均27岁左右，女性推迟到平均25岁左右。在有些大城市、在几乎所有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初婚年龄已推迟到男性平均30岁以上、女性平均28—29岁以上。初婚年龄越迟，单身居住家庭户就越多，户规模就越小。

　　第三，主动不婚或被动不婚人口增加。城镇化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使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主动单身生活或被动单身生活。非婚生活的价值观念越被社会所接受，主动单身的人就越多，因为恋爱或家庭生活受挫而被动单身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社会流动或结婚后的两地就业，即所谓的“双城”居住，或者当前在某些地方成为潮流的“两头婚”，也会增加独自生活的人口的比重。

　　第四，离婚率上升。最近40多年，我国的离婚率趋于攀升。在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离婚率都会在工业化后期迅速提升，并长期保持居高不下的态势。离婚率越高，单亲家庭就越多，家庭户规模就越小。

　　老龄化、少子化、社会流动、婚姻解体、预期寿命的延长与单身生活机遇的扩展，以及独身作为生活方式的社会选择的影响，在扩大单身居住与生活比率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显示出强烈的个体化趋势。这会逐步改变家庭的存在类型。单亲家庭的比重会提升，孩子与自己的生物学父亲的生活或者与自己的生物学母亲的生活会成为常态。非固定成员的家庭、短期的同居家庭、典型的核心家庭以及残缺家庭等，都会构成社会的个体化动力。

　　社会的个体化过程，加大了社会对个人与家庭的保护压力。只有建立起非常密织的社会保险体系和社会支持体系，加大社区建设与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建构基于数字社会而生发的社会组织方式，加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才能在社会的个体化过程中增进每一位社会成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