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工经所）

　　鲁迅先生回忆童年，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一篇短文，先生写尽了自己童年的天籁之心。

　　古稀之年，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同时回忆起在塔院度过的少年岁月。那里不仅是我年少时居住和成长的地方，也是不少志士仁人为新中国核武器事业挥洒青春汗水的奋斗之地。当时，塔院1号是二机部九局、九所，以及青海221基地的后勤基地，在我国的核武器发展史上曾留下过重要的印记。而如今的我，想起塔院1号，更多的是在那儿度过的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

　　大约1961年底，我家由“哈军工”迁居北京。此前父亲已经在二机部九局工作一年多了。到京后，我家入住二机部九院宿舍，即塔院一号六号楼最东边门洞二层靠马路（东边）的单元。当时父亲任二机部九局党委书记，兼211基地党委书记，主要负责211基地的建设，但需要经常回京处理重要事务，因此常年在青海和北京两头跑。由于父母亲忙于工作，反而给了我更多的自由，我在塔院尽情地嬉戏、玩耍。那段岁月，无忧无虑，甚是美好。

　　当时，塔院五号楼、六号楼后面是食堂兼俱乐部，浴室、锅炉房、小卖店等公共服务设施。再后面依次是三、四、二、一号楼。一、二号楼外面，隔着一条马路，是北京医学院。紧邻五号楼的是九一小学，也就是我的母校，后来小学旁边又建了幼儿园。我搬到北京一两年后，单位又在五、六号楼前面建了七、八号楼。几十年过去了，除增建了两座高层塔楼外，塔院1号的基本格局没有太大变化。我家搬到塔院时，院子周边的院墙尚未建好，院子还未完全封闭，印象中六号楼前面还住着一家农户。屋后有枣树，每逢大枣成熟时，我便上树摘枣，还真没少被枣树上的刺扎。

　　塔院1号前方不远处是真正的“塔院”，那儿曾是一座寺院，建于明代，名为千佛寺，主塔为华严永固普同塔。塔院历经岁月的洗礼，寺庙建筑群早已荡然无存，仅有一座佛塔还伫立在原地，诉说着沧桑的历史变迁。那时的北京，还没有现在的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塔院周边一派田园风光，给我的少年时代增添了许多乐趣。

　　半个世纪以前，夏日的北京，天朗气清，气候宜人。我和小伙伴常常跑到塔院周围的田野里抓青蛙，到水渠、水坑里抓鱼。我还一个人到过塔院里玩。塔院周围松柏森森，甚是清幽静寂，也让我感到有些害怕。我走到塔边，从塔门口往上看，似乎有阶梯可以上去，但我也就此止步。在塔院周围的田野里，我曾搜集到一件类似蛇皮的黄白色东西，很好奇，就带回了家。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就是蛇蜕下来的皮，叫蛇蜕。

　　盛夏时节的塔院，院子内外蝉声震耳，有节奏的鸣叫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把两三节竹竿捆起来，竹竿头上绑上一个细细的木棍，上面抹上用橡皮筋或其他胶质东西熬成的胶，粘知了（北京话叫“吉鸟”）。粘知了是暑期一项重要活动。我们先要确定树上知了的位置，知了藏在树叶中，仔细观察才能找到。然后悄悄用竹竿接近，突然间用竹竿上的胶粘住知了翅膀，把它拽下来。知了被“偷袭”后，猛烈扑棱翅膀，叫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把知了抓在手里，很有成就感。抓住知了后，我就把它带回家，放在纱窗上，仔细观察一番。粘知了可是个技术活，通常情况下，还是不得手的时候多。知了很警觉，有时感觉异动，就飞走了。如果没有粘到知了翅膀，知了也可能逃走。有时雨后，还可以在田野里、树林间，捡到知了壳。

　　塔院门前的马路两边有沟渠，沟渠里有时能够看到鲫鱼之类的小鱼。每次经过土城前的水渠，我就跑上前去，希望能够侥幸抓到鱼。有一次，我还真捡到一条小鲫鱼，没想到拿回家养了几日，还是死了。小时候的我已经有了伤春悲秋之情，虽是一条小鱼，我也把它当作有思想有感情的朋友和玩伴。

　　在九一小学读书的日子也让我记忆犹新。我的同学们不少都大有来头。比如，朱明燕（朱光亚的女儿）、秦朝斌（秦元勋的儿子）等。但也有不少普通职工家的孩子，大家不分彼此，互相学习，一起进步，度过了难忘的时光。我刚转入九一小学时，因两地数学课本差异，老师有留级之建议。经过寒假补课，始得跟上，自此开窍，成为努力学习的好学生。

　　在诸多老师中，杨金德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他当时很年轻，面色白皙，一头卷发，走路、说话精神抖擞。听说他是北京四中的高材生。杨老师教学方式十分活泼，还常常讲儒勒·凡尔纳科幻小说中的故事，例如《神秘岛》《海底两万里》，由此引发了我对科学的强烈兴趣。每次上课前，他先讲一段故事，接着说“如果今天大家认真听课，早点结束，我就接着讲”。在知识贫乏的年代，杨老师打开了我们探索科学的大门，让我至今葆有对未知世界探索的热情。

　　上小学时，我的作文较优，常得老师称赞。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我激情迸发，写了一篇祝贺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文章，赢得了满堂彩。其时，我还不知道老爸、老妈也是核武器研制队伍之成员，更不知道九局、九所、221基地在其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我和小伙伴才隐隐约约猜到家长们的工作或许与原子弹有关。

　　当然，说起塔院，为人称道和值得铭记的还是它与新中国核武器事业之间的密切关系。那时，花园路3号有一个研制车间，现在想来有些与原子弹有关的实验部件就是在那里做出最初的样品。母亲曾担任研制车间支部书记。因此经常有些老工人到我家做客。记得有一位老工人在家里比划着向母亲高兴地讲述，一个复杂的金属弯管的研制过程。当时我搞不懂是什么东西，后来才明白它们的重要性，这些老工匠也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4年初，父亲调任二机部三局党委书记，全家迁居和平里七区东三楼。我带着对塔院1号，对九一小学老师同学的美好回忆，离开了塔院1号。再回来时，已是四十年后了。重返塔院1号，略感萧条静寂，但它仍然在朴实无华中透出国士风骨。尽管我们这代人都已老去，很多人也已经远行，但徘徊院中，我依旧能够感受到当年他们不屈不挠，为国锻造核盾的强大气场。

　　塔院1号，不仅承载了我的青春，更犹如一块厚重的基石，永远融入了我国核武器发展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