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政策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发展迅速，这得益于政策模拟（policy modeling）的兴起。政策模拟是一种通过综合利用数学和计算技术，对实际政策问题开展建模和模拟的研究方法。作为典型的交叉学科，政策模拟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科学等多个领域。从发展历史看，政策模拟主要应用于涉及复杂系统的经济、社会政策分析，这意味着该方法在智库的政策研究中潜力巨大。在新型智库建设的背景下，加强政策模拟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

　　以计算经济学理论为基础

　　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和计算能力的增强，许多时间复杂度较高的经济模型能够通过模拟方式得以实现，进而促成了计算经济学（computational economics）的诞生与发展。1984年，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FI）成立。该机构主要关注经济、社会研究中的复杂性问题，并大量使用计算机开展模拟分析，现已发展为世界知名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1988年，美国《计算经济学》（Computational Economics）创刊。该刊物发表有关经济控制论、系统动力学、复杂网络等领域的研究论文，是计算经济学思想交流的主要阵地。

　　计算经济学强调“计算”在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对经济问题展开反复实验性计算和情景分析的必要手段。政策模拟是计算经济学理论在政策分析中的实践应用。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计算经济学侧重理论研究，而政策模拟注重政策实践。

　　影响智库研究权威性

　　政策模拟对于以决策支持为目的的智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政策模拟架设了从基础研究到智库研究的桥梁。基础研究对于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确立事物发展的正确导向具有重要价值，但如果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加以实践，其作用就会大大受限。例如，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在1874年就创立了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对于认识经济系统本质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直到计算机技术足够成熟的20世纪6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才发展为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方法。此后，CGE模型及模拟平台不断涌现，被智库广泛用于经济政策评估研究中。

　　第二，政策模拟有利于提升智库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不同于自然科学实验，在政策模拟出现之前，政策效果评估只能基于历史经验。如今，政策模拟能够通过多情景分析，对不同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定量化评估，从而提高智库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也使决策者完成“从定性到定量，再从定量到定性”的决策制定过程。

　　第三，政策模拟研究有助于决策者以系统观念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已提出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之一。通过刻画系统中各变量的相互作用，政策模拟研究不仅可以分析得出政策效果，也能够全面把握变量间、系统间的作用机制，从根本上反映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演化性、不确定性等复杂性特征，进而提升智库开展综合研究的能力。

　　第四，政策模拟具有的科学性代表了一种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是智库研究权威性的重要来源。对一些政策问题来说，研究人员已不能通过简单的观点输出与碰撞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他们必须找到强有力的科学支持，这一点在气候变化谈判、贸易自由化谈判等国际议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即各国往往通过政策模拟研究谋求最优解，制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方案，并极力强调研究过程的科学性。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政策模拟平台是和平时期的“原子弹”，是思想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智库研究中应用广泛

　　政策模拟包含多种方法，其应用领域也较为广泛。就方法论而言，政策模拟方法包括CGE、元胞自动机（CA）、多智能体模拟（MABS） 、系统动力学（SD）等模型，通常也会涉及最优化理论和数值分析等求解方法。这些模型技术路线迥异，大体可以分为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两大类，前者将经济社会系统视为整体，直接描述顶层社会经济系统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后者则甄别出系统中包含的微观粒子（如经济系统中的企业、家户、子区域等），并通过刻画微观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得出整个系统的宏观涌现（macro emergence）。不同方法的应用场景也有所差异。例如，CGE模型被广泛用于财税政策分析、汇率与利率分析、贸易自由化分析、气候变化谈判、能源环境政策分析等研究领域，CA和MABS模型适用于土地利用类型演变、人口迁移、城市与区域发展等领域。

　　随着政策模拟学科的深入发展，各国决策者依据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发展了不同的政策模拟系统，基于自身系统进行多情景分析并提供决策支持，有力促进了智库研究的科学性。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具有较为深厚的跨学科研究基础，在长期的研究积累中开发了各类政策模拟平台，对其相关政策制定影响较大。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开发了ORANI模型并于1977年投入使用。1993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在ORANI的基础上又推出了Monash模型，用于分析货币波动和财政波动所导致的经济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开发了USAGE-ITC模型，用于定期分析国际贸易及制度变迁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关成果已成为美国评估产业影响的重要依据，曾成功应用于美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美国丹佛大学开发了Ifs模拟系统，通过纳入政治、经济、教育、环境等多种要素，该系统能够对未来全球各国的力量消长进行预测性推演。

　　综上可见，政策模拟研究在一些国家的智库研究和政策制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其在国际谈判中建立了话语优势。可以说，上述国家智库的研究水平与其政策模拟研究水平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积极布局我国政策模拟研究

　　我国已有一些智库机构开始关注和应用政策模拟手段。然而，由于难度较大，有能力进行政策模拟研究的智库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具有相关研究基础的高校。整体而言，我国智库机构在资政建言的过程中，更多依靠专家研判，主观性较强，科学性和精准性略显不足。智库对研究人员的核心要求更多体现在经验积累和知识量等“广度”指标，对于政策模拟研究所倡导的“深度”指标重视不够。

　　目前，政策模拟研究已成为我国政策分析领域的短板。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必须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仅提倡学术思想碰撞和观点争鸣是不够的，还要将政策研究的方法体系做深、做精、做透，其重要途径便是加强政策模拟研究，进而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科学工具。

　　一是高度重视政策模拟研究对于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政策模拟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经济建模和计算机程序设计能力，因此开展经济计算、实现政策模拟便是自然科学家的任务。这种观点导致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政策模拟器的设计和开发只是一项单纯的技术工作，不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在智库建设中，研究人员需要认识到，模型的建立、程序的编制不完全是一种技术工作，而是开展研究的必要手段。

　　二是加强重大政策模拟平台的研发工作。不少智库研究人员惯用其他国家学者开发的模拟系统，这不利于政策分析工作的扎实开展。同时，一些涉及国际谈判的模拟工具缺失可导致观点的可信性下降，甚至是国际话语权的丧失，不利于新型智库的建立和发展。为此，智库应将政策模拟平台视为政策分析的利器，反对随意使用国外开发模拟软件的行为，鼓励我国学者独立开展政策模拟研究，注重从底层构建解决方案，提升我国政策研究的话语权。例如，在贸易谈判、气候变化谈判等关键领域，智库必须自主开发相应的模型与模拟平台。此外，智库应优化科研考核体系，将政策模拟平台开发视为和专著、资政报告同样重要的学术成果。

　　三是加强计算经济学与政策模拟学科建设。我国应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政策模拟实验室，将其打造成服务政策研究的重大基础设施。同时，加强此类实验室与智库的联合研究力度，真正实现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的目标。此外，教育部门应着力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结合具体学科领域，加强数学建模、计算机应用、大数据分析等与各基础学科的融合，推进地理计算、人工社会、计算城市科学、实验经济学等前沿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是加强政策模拟人才队伍建设。我国应培养一批能够立足本学科，跨接计算机模拟和政策研究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学术界应鼓励青年科研人员瞄准政策分析方法论领域的重大基础性问题，敢于钻政策模拟这块“厚木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可持续城市部主任、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