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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风险意识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六大突破口
2025-08-05 来源:社科院专刊总第7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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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佳俊(美国研究所)

  高风险叠加迸发,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特征。当前世界运行的基本逻辑也随着这一特征而发生重大变化:发展逻辑仍是基础中的基础,安全逻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作为全球化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发展和安全两端都面临严峻考验。受多重外部风险影响,过去一些习以为常的领域都变成关键领域,衍生出许多跨国、跨行业、跨专业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生产力层面的,也有生产关系层面的,总体上构成一个“关键六边形”研究框架。区域国别学有必要建立外部风险意识,针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应变之策。

  生产力层面的三个研究突破口

  一是关键产能。关键产能包括关键产业与关键技术。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产业及技术研究是实现跨界融合、交叉创新的重要机遇。跳出文本化、理论化、学科化的藩篱,跟踪关注诸如信息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新化工、人工智能、工业智造、先进装备、军工制造、海洋船舶、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关键产业及关键技术,掌握一些产业及技术思维,有利于形成更为扎实的智识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把相关区域国家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法律规则以及代表性企业的经营模式、成败得失、变革趋势等研究清楚。

  二是关键资源。关键资源主要指关键矿产与关键物资。“矿政治”是千百年来人类生存发展竞争的主线之一,今天的关键矿产之争也是如此,本质上牵连着新一轮产业及技术竞争。受全球范围内“泛安全化”趋势的影响,关键矿产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些稀有金属。工业部门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类,以及与之相关的勘探、开采、加工、冶炼、化工制造、回收利用等业态,都值得关注。随着矿业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突破口,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要分析西方资本矿业垄断的历史和网络,也要分析相关区域国家的关键矿产现状及政策,跟踪关注全球矿产经济业态、大宗矿产交易模式及资源民族主义趋势,更要分析中国矿产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教训与应变之策。除了关键矿产,粮食、能源、淡水、医疗用品、建筑材料、大宗消费品消耗品等基础性或战略性关键物资也不容忽视。在全球高风险时代,关键矿产可以“卡脖子”,关键物资则可以“饿肚子”。有必要跟踪研究关键物资的全球性生产、经营、流通机制,把握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并为可能到来的紧张局面做好策略准备。

  三是关键设施。从广义上看,全球关键基础设施至少有五类:一是合作基础设施,即全球性或区域性合作机制,例如区域联盟、战略倡议、经济合作框架等。二是交通基础设施,既包括大的战略通道、海空航线以及海陆走廊,也包括具体的港口、铁路、运河、边境公路、口岸等。三是信息基础设施,既包括国际传播体系、媒体平台、网络平台等软件,也包括卫星、通信基站、陆海光缆、互联网服务器、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算力设施、大模型等硬件。四是金融基础设施,既包括制度性的国际货币体系、货币金融组织、货币储备机制,也包括技术性的国际清算系统、跨境支付系统、金融交易市场、货币互换机制等,还包括地下金融暗网、新兴货币形态等。五是资源基础设施,例如重要的能源管网、核电站、水电站、新能源设施、淡水系统、热力系统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布局、重组、更新以及背后的地缘政治经济逻辑,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真问题。

  生产关系层面的三个研究突破口

  一是关键规则。规则标准制定权是最高权力。关键规则主要指一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规则、法律规则、经贸商业规则以及约定俗成的潜在规则,例如管辖规则、主权豁免规则、经济制裁及管制规则、国际仲裁调解规则以及一系列国际性行业性标准等。区域国别研究尤其要关注这些规则标准在国际秩序转换期内的调整、重塑及衍生效应。关键规则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对应的是正式经济体系和非正式经济体系。当今世界实际上存在两种体系:一种是美元霸权主导的以西方规则为基础的正式经济体系;另一种是美元霸权之外的西方规则所不容的非正式经济体系。随着美式制裁的加码升级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非正式体系的功能更加突出,对这一体系的国际需求持续上升。研究如何灵活用好这两种体系及其规则,在此基础上推动创制更加公正合理的新规则新标准,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课题。

  二是关键主体。至少要关注和研究“4+1”五类主体:第一类是重要支点型国家,主要指一些地区强国或关键小国。有的长期重要,如印度、伊朗、土耳其、巴西、新加坡等;有的随着条件变化而凸显重要性,如印尼、南非、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基斯坦、墨西哥、阿联酋等。第二类是重要跨国组织,包括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及国际机制。第三类是重要跨国企业。第四类是具有全球性或地区性影响力的特殊集团,包括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宗教团体、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等。对于后三类主体的研究,尤其要关注其组织形态、分布网络、发展趋势及政治经济影响力。通过研究这四类主体并进行知识整合,可以更清晰地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摸清第五类主体——主要大国或权势集团在全球的战略布局与资源网络。

  三是关键在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一个本质特征。今日世界之所以发生剧变,就在于人的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个基础性变化是“人口危机”。面对正在发生的全球人口危机、中国人口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形态剧变,有必要基于全球比较视野,研究应对之策。第二个基础性变化是“人种危机”。过去三十年“文明冲突论”之所以经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包裹在文明外衣下的族群利益矛盾没有消失,还不断以新的形式爆发。相比美国在“大熔炉”整合多民族失败之后利用多元主义“身份政治”大搞种族政治化、部落化、对抗化的做法,我们基于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是增进人民福祉和实现国家繁荣的正道。就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对种族、民族问题的关注,不仅要有国内视角,更要有国际视野,对西方种族主义与族群政治、全球民族主义运动、国际移民、跨境民族等开展深入研究。第三个基础性变化是“人心危机”。当下全球范围内的人心之争愈演愈烈,不仅涉及叙事权、解释权等争夺,也涉及精英与草根、自由与保守、世俗与宗教等社会力量或社会思潮的二元对立。回应这些世界性争议、为人类找到精神出口,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应有责任。不仅如此,面对西方话语霸权开裂、世界遭遇方向困惑的窗口期,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形成全球开放叙事体系的历史契机已然到来。新一轮思想革命方兴未艾,亟待知识界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班晓悦(报纸) 胡子轩(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