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淑娥（日本研究所）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80周年。80年间日本通过构建昭和天皇作出终战“圣断”、“世界唯一核爆受害国”与“和平国家”叙事，掩盖侵略战争和战败事实，淡化战争责任，实现了从战败国到和平繁荣国家的形象转变，但也带来了日本人战争记忆的结构性矛盾。

　　终战“圣断”叙事

　　1945年7月26日，美国、英国与中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但日本政府仍请苏联斡旋。8月6日、9日，美军相继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投放核弹。根据《昭和天皇实录》1945年8月10日条目记载，在当天凌晨召开的“御前会议”，即在国家紧急时刻召开的天皇和主要阁僚出席的最高会议上，围绕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战时内阁就采纳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延续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提案，还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延续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日军自主撤军并解除本土武装、日本自行处理战争责任者和拒绝占领”的提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昭和天皇作出了采纳外务省提案的决策，此即所谓“御圣断”。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向全体国民宣读了宣布投降的《终战诏书》，至此，天皇在终结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圣断”叙事建构完成。昭和天皇“圣断”的理由是，“鉴于防备与武器不足，面对美军机动能力，毫无胜算可言。继而解除股肱军人武装，虽不忍将臣下作为战争责任者移交敌手，然念及大局，遂效仿三国干涉还辽时明治天皇‘御决断’先例，救人民于危局，为世界人类之幸福，朕决意以外务大臣所拟案文，接受《波茨坦公告》”。“御圣断”叙事巧妙地将日本战败转化为“出于拯救日本人民、关切整个人类的必要之举”。

　　昭和天皇的“圣断”及其对战时内阁的干预，揭示了他在战争决策中的核心角色与不可推卸的责任。《昭和天皇实录》1945年8月14日条目记载，昭和天皇在听取木户幸一上奏“美军正利用飞机散发传单以敦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若在当前局势下拖延时日，恐将引发国内混乱”后，展现出“极其坚定的结束战争的决心”。“不忍将臣下作为战争责任者移交敌手”的表态，表明天皇深知战败后日本将被追究责任。两个事例清楚地表明天皇具有掌控战局的绝对权力，相应地，他本人也应承担不可推卸的战争最高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圣断”叙事中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唯一条件是“延续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即延续日本国体。在国家紧急关头，天皇最为关心的只是保留天皇制的问题。

　　此外，冷战背景下美国占领当局为稳定日本局势，选择免除昭和天皇的战争审判并保留其象征地位。这一政策为日本“圣断”终战的叙事提供了强力支持，使天皇仿佛成为战争的终结者而非责任人。

　　由于天皇免责，且批评皇室在日本社会属禁忌，“天皇以圣断终战”的叙事被国民广泛接受。这种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豁免，导致其所代表的日本国民也得以回避反思自身的侵略战争责任，最终促成了对侵略历史的集体失忆。

　　“世界唯一核爆受害国”叙事

　　2024年10月11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授予由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成的“日本核爆受害者组织联合会”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们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所做的努力。事实上，核爆所展现出的摧毁力量对已成败势的日本构成重大震慑，加速了日本为避免国家覆灭而最终接受战败投降的步伐。同时，核爆经历也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看待二战历史的特殊视角，为其以核爆悲剧为核心，构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核爆创伤国家”叙事提供了素材。

　　日本通过“世界唯一核爆受害国”叙事，聚焦无辜平民牺牲，每年举办纪念活动并由幸存者讲述亲身经历，强化对战争悲剧的记忆。这在和平教育中确有积极作用，也赢得了广泛社会认同。然而，这种叙事将核爆受害的唯一性置于突出地位，把核爆史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中抽离。结果，二战被简化为珍珠港事件后的太平洋战争，进而被概括为日美之间的战争。核爆叙事将亚洲其他受害者的牺牲排除在外，使得日本民众的战争记忆被局限于“本土的艰苦生活”，从而得出“日本人也是战争受害者”的结论。换言之，核爆成为规避战争记忆和战争责任的“避雷针”，深刻塑造了日本对战争及其终结方式的理解。

　　在二战末期原子弹使用问题上，美日两国长期存在显著分歧：多数美国人至今认为轰炸广岛、长崎是正当的，而多数日本人则表示无法接受。然而，双方都认可核爆在终结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种共识使得美国对日本的核爆叙事持有底线容忍的态度。冷战的政治现实，即美日为共同利益化敌为盟的需求，促使两国人民努力理解核爆体验及其引发的双边关系转变，为此双方共同选择性地遮蔽了诸多事实。尽管如此，美日在原子弹使用正当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成为两国关系中一个持续敏感且难以完全弥合的历史议题。因此，“世界唯一核爆受害国”叙事也成为检验美日关系和两国历史认知的有效工具。

　　2016年5月27日，奥巴马成为第一位访问广岛的现职美国总统；同年12月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了珍珠港。在《安倍晋三回忆录》当中，安倍表示：珍珠港是战略军事目标，日军袭击属于两军交战，美国平民伤亡属于高射炮误伤；而美军对广岛投下原子弹，则是对军民无差别的攻击，牺牲者以妇女、老人和儿童为主。因此，日美两军在珍珠港作战和美军在广岛发动大规模杀戮的性质完全不同。安倍还直言不讳地表示，“由于奥巴马总统在广岛致辞中未就美军投放原子弹表示道歉，本人在珍珠港演讲中也就没有必要表示道歉和反省”。

　　安倍晋三可谓总结了日本核爆叙事的核心要义，即不仅要为偷袭珍珠港正名，还要占领“世界唯一核爆受害国”道德制高点，更要利用盟友美国亲自洗白日本的历史罪行。可惜，奥巴马总统广岛之行未能让日本如愿。因为其中存在一个根本问题：美国为何要投放原子弹？

　　“和平国家”叙事

　　与核爆叙事相关却不相同的是“和平国家”叙事。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力论据和情感基础，而后者主要依据《日本国宪法》中的“放弃战争和使用武力”条款，其叙事逻辑为遵守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国家道路是日本清算战争责任的最佳方式。尽管国家总动员体制下日本人均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战争，但仅有极少数战时日本精英在1946—1948年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判定应为侵略战争负责任。就在审判期间，1946年11月3日，日本新宪法正式颁布。作为与战前国家决裂的象征，这部宪法成为“和平国家”叙事的起点。

　　1952年5月2日，日本首次以政府名义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昭和天皇、香淳皇后出席。日本首相吉田茂在致辞中明确将战殁者定位为奠定了永恒“和平之基石”；最高法院长官田中耕太郎致辞称“我国由于上一场战争犯下了重大错误”，但“批判战争与哀悼和感谢战殁者完全是两回事”。这一日本官方历史叙事的出台，与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的地缘政治变局密切相关。

　　冷战格局下，美国急需亚洲盟友，因此东京审判后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被大幅搁置。作为刚恢复主权的国家，日本亦需在国内凝聚共识，对外重塑国家形象。吉田茂政府构建的官方叙事，既安抚了国内对战殁者的情感，又向西方展示了一个拥抱“和平”的新日本，完全契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战败被重新诠释为通向和平与繁荣的必要牺牲，从而为战争代价赋予了事后的合理性，重塑国家认同与自豪感。

　　日本政府主导的“和平国家”叙事的问题在于：它以哀悼之名行消解战争罪责之实，以“和平”为旗模糊侵略历史的客观事实，并构建了一个对内自洽、对外封闭的“情感共同体”。这一叙事并非通向对历史的诚实反思，而是一条通往“选择性记忆”与“无责任和平”的路径。正因如此，战后80年间围绕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等问题的争议，其核心逻辑始终未能跳出吉田茂政府所设定的框架，成为日本战争记忆中持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1982年，日本铃木善幸政府通过了将每年8月15日定为“追悼战殁者并祈愿和平之日”的内阁决议，将昭和天皇宣布战败投降的记忆，成功转化为由国家主导的哀悼牺牲者的祈愿和平仪式。这一制度化的国家仪式，将全体国民共同塑造为战争牺牲者，从而刻意淡化了国家发动战争的历史责任，在引导集体记忆朝“受害者叙事”方向倾斜的同时，也通过共同悼念行为，再次巩固了以天皇为象征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战后80年间日本社会已经发生巨变，约85%的日本人出生于战后，虽无直接战争责任，仍肩负牢记历史、传承战争记忆的重任。唯有如此，日本方能与亚洲邻国和解，并携手探索一条真正通向人类和平与繁荣未来的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史视野下日本的国际秩序认知模式演变研究（1853—1952）”（22BSS025）、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亲美保守何以成为日本政治思想主流”（ZKJC2425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