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学习这篇重要讲话的过程中，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10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21年的中国，人民饥寒交迫，文化程度低，文盲率高；今天，中国人民吃穿有保障、看病有医保，全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1921年的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国际地位低，被称为“东亚病夫”；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铁、5G通信等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们取得了优异成绩，金牌数、奖牌数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向世界展示了强大、自信的中国形象。

　　百年沧桑巨变，是因为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表彰马毛姐等29位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要学习这些功勋党员的精神品质，并将其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回首人生道路，我在学习、工作经历中，也受到了很多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优秀共产党员的感召和影响。在我的青年时期，“铁人”王进喜、“党的好战士”雷锋等一批英雄人物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我深深地被王进喜同志“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感染，立志要向他们学习。我认识到，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就要在学生时期打好基础。于是，我积极参加学校“学习雷锋小组”，努力做到思想进步、成绩优秀、积极向上，多次被评为优秀生、“三好”学生。

　　1964年，国家选派约6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到世界各国学习。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被派往埃及学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历史。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夫妇及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关怀和帮助。使馆工作人员及时向我们传达国内的有关情况和文件精神，组织我们学习讨论，不断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每逢节日，都通知我们从开罗大学的学生宿舍楼返回使馆联欢过节。阿拉伯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种之一。使馆本部和商务处的前辈尽管工作繁忙，但仍抽出时间辅导我们，毫无保留地向我们传授学习阿语的经验，使我们终身受益。

　　1970年5月，我被派往中国驻南也门大使馆担任阿拉伯语翻译。在大使馆工作期间，首任驻南也门大使李强奋和继任大使崔健对年轻同志特别关心，专门召开青年座谈会，从工作、学习到日常生活各个方面都对我们提出了具体要求。大使馆的党员同志都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上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不计名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我们这些青年人员做出了榜样。当时，出于工作需要，相关人员冒着巨大风险去一线采访调研。他们敢于担当、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其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我后来的实地调研也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在大使馆领导的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下，1975年11月，我在驻南也门大使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1年，我所在的西亚非洲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里，我开始从事中东研究工作。在几任所长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廖盖隆所长。他曾任朱德同志的政治秘书。廖所长十分关心青年学者，向我们传授研究方法，这对刚刚踏上学术道路的我们来说是一场及时雨，也是一股温暖的春风。我反复学习廖所长的研究方法并运用到中东研究实践中，受益匪浅。廖所长在1980年《西亚非洲》杂志的发刊词中指出：“我国属于第三世界，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正为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我国人民和西亚非洲各国人民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这段话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看人生轨迹，我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今天所取得的一些成绩，都是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培育，是受到许多英雄人物、优秀共产党员的感召与影响，也与组织的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密不可分。我从心底感谢他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