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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发展大势,携手应对共同威胁
2021-04-06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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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乡和彦

  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所长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日本研究所所长

  肖连兵

  光明日报社国际交流合作与传播中心秘书长

  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与应对仍在逐步深入中

  肖连兵:尊敬的东乡和彦所长、杨伯江所长,迄今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还在与日俱增。你们如何看这次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冲击?

  东乡和彦: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确实很严重。疫情自暴发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全世界依然还有众多的感染者,死亡者还在不断增加。其中,美国无论是感染者还是死亡者都最多,占全球的20%左右;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感染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其他诸如难民营等,一旦发生群体感染,因为缺乏基本医疗体系的保障,很难设想会出现怎样的情况。作为解决问题的折中办法,我们选择了保持人与人的接触距离,而最终解决方案是疫苗和特效药。除了已经基本控制疫情的中国、越南、新西兰等,其他国家和地区想要做到防疫和经济活动同时开展是很困难的。

  日本社会学家指出,伴随城市化的发展,原始森林被砍伐,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机会大幅度增加,伴随的感染机会也增加。同时,诸如气候变化带来的连续大规模自然灾害、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等,都是人类对大自然过度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过认真思考。但是,这类事情对人类社会有着重大影响,我们确实应该进行认真思考。

  杨伯江:新冠肺炎疫情自暴发以来,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至今全球感染和因此死亡的人数还在继续上升。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5.8万亿至8.8万亿美元,导致5亿人重回贫困线以下。纵观历史,此次疫情在波及范围、影响程度、造成损失等方面均前所未有。而且,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与应对仍在逐步深入中,疫情今后的演变与持续时间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人类社会仍可能长期面临其威胁。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此次疫情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度,加速了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趋势,它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卫生领域,延伸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层面。不过,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终究要遵循固有规律与趋势。疫情会加剧或减缓某些问题的发展,但不会改变大的趋势与潮流。

  让有利于防疫抗疫的东亚国家“文化基因”产生更大实效

  肖连兵:在中日相继暴发疫情后,两国相互援助。人们用古典诗词表达共克时艰的心愿,凸显了同舟共济的精神。你们对这种友好力量如何评价?

  东乡和彦:我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疫情暴发后,中日民间进行了自发的救助活动,而且相互间用中国古典诗词表达美好祝愿。上述行为充分展现出中日间悠久的交往历史以及共通的文化特征。

  杨伯江: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不仅共享深厚历史文化渊源,而且经济社会联系紧密。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中日双边人员往来近13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疫情虽阻隔了中日人员往来,但从武汉撤侨到互相支持抗疫,中日官方及民间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在合作应对疫情上展现出积极姿态,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两国民众文化因缘与美好情感的集中体现,也应是中日关系特别是两国民间友好互动的理想未来。

  肖连兵:日本在统筹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中采取了哪些措施?目前的经济形势怎样?

  东乡和彦:日本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占比低,确实值得点赞,但是,日本民众并没有感到安心。最大的原因在于感染者和死亡者的不断增加;另一个原因是迅速且低价的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的数量一直没有增加,很难真正确认感染者的人数。在疫苗普及前,新一波疫情或许还会到来。

  日本政府为了促使经济发展、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以国家补贴的形式实施了经济刺激措施。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被控制前就以补助的形式刺激消费,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不少媒体一直围绕这个自相矛盾的政策进行报道。

  杨伯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日本也难独善其身。日本国内已经历了三波较大规模疫情,政府两度宣布部分地区进入紧急事态,疫情对日本经济、社会构成全面冲击。与部分疫情严重的欧美国家比较,日本新冠肺炎感染率与死亡率相对较低。作为发达国家,日本在医疗卫生体制、技术及资源保障等方面总体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社会组织性、国民的自律性及卫生习惯等也有助于减缓疫情扩散。但即使如此,日本国内疫情目前仍在蔓延,日本政府仍在防控疫情与复苏经济两大目标之间艰难地谋求平衡。

  在受疫情冲击、内外需求同步疲软情况下,日本经济此前一个时期的“低温复苏”中断,2020年日本经济负增长,恢复尚需时日。日本民间机构认为,日本经济要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要到2023年左右。在此情况下,日本一方面应利用财政金融杠杆,大力挖掘内需;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外经贸合作,积极寻找外需支撑。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出口总额比上年减少11.1%,但对中国出口增长2.7%。日本对华出口在总出口额中占比首次超过两成,中国时隔两年再次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市场。强化与最大经济伙伴中国的经贸纽带,显然对日本经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肖连兵:在中日韩三国,疫情防控措施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这与民众遵守政府防疫政令的意愿有关吗?

  东乡和彦:的确,中日韩民众有遵从政府政策的习惯。但是表现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的意见和决定有很强的权威性。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发生后,在很短时间内就得到了控制,充分表明政府的决定得到了民众的积极支持。

  韩国虽然也有过种种艰难的斗争过程,但围绕新冠肺炎疫情,民众普遍认为它是国家的紧急事态,民众原则上都听从政府的决定。

  日本政府则是以“请求”的形式促使民众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民众对此服从的最大原因是,如果不听从政府的“请求”,就会受到周围的无形压力,从而被社会抛弃。新冠肺炎疫情充分体现出日本社会的特质。

  杨伯江: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展现出与西方国家迥异的社会治理方式乃至“文化共性”。当然这不能完全决定疫情防控的成效,而且在东亚文化圈内部,中日韩三国各有特定国情,以及基于自身国情的不同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环境,不可一概而论。但与西方相比,东亚各国确实共享一些特定的“文化基因”,比如对于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则的敬畏与遵守,个体重视自己的群体归属与社会身份,相对个人权益更重视公共利益及个人责任,等等。

  东亚各国共享的“文化基因”渊源很深,对中日韩的国家治理以及国民行为确实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事实证明,有效防控疫情需要全方位动员,通过相对集中统一的治理体制,将政府与公众联系起来、凝聚起来,共同遵守规则,落实防控措施。而这正是东亚国家基于传统文化在社会治理上的特点与优势。接下来,中日韩应基于有关防控政策、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共识,进一步加强合作,让有利于防疫抗疫的“文化基因”产生更大实质效果。

  疫情成为反思与完善社会治理方式的契机

  肖连兵:这次疫情暴露出一些国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问题。在后疫情时代,应如何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东乡和彦: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前面回答的那样,日本、中国、韩国和欧美各国的民众对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有不同的反应。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管理体系的建设,应该合乎各国的社会传统和特性,不能简单笼统地进行判断。

  杨伯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无论在全球还是国家层面,治理的重要性都空前凸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视为是对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次综合性“压力测试”。结果表明,一些发达国家应对疫情的治理能力远低于预期,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却因有效发挥治理能力而较好地控制了疫情。国家治理能力不仅直接影响防控政策效果,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社会运行的恢复进程。此次疫情中,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有所缩小。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疫情证明,衡量一种社会治理模式良善与否,不应以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先入为主地作出判定,而应具体分析它在解决实际问题、应对重大危机时所展示出的实际能力。

  肖连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次疫情凸显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共同的命运。疫情暴发后,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张。对此你们如何评价?

  东乡和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张一脉相承,且切合实际。如同前面所述,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应该由全人类进行认真思考。当然,各国的具体应对政策应该由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寻求可协调的机制。

  杨伯江: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威胁,客观上要求各国跨越国家民族界限,超越利益观念分歧,让国际社会紧密团结起来,牢牢把握发展大势,携手应对共同威胁,这正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要义所在。这一理念既强调国际地区协调一致、共同合作,又以尊重各国具体国情与自主选择为基本前提,实现了统一与多元的辩证统一。

  此次疫情显示,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必要依托国际合作,共同堵上公共卫生防控漏洞,克服非传统领域的安全赤字。2020年5月,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面向国际社会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同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就推进国际抗疫合作提出了若干具体倡议,包括开展公共卫生领域政策对话,共同建设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库,建立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培养卫生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等。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势必不断刺激国际合作需求,并推动合作进一步向长期化、制度化、网络化发展。

  肖连兵:中国政府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制定了第十四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你们对此有何评论?

  东乡和彦:中国现在的新冠肺炎感染者和死亡病例已经基本停止增长,从这个角度而言,已经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按这样发展下去,经济恢复正常状态也就只是时间问题。经济恢复正常后,如何保持内外贸易均衡、实现国内经济循环和对外贸易平衡,对经济政策而言是一个永久的话题。既要考虑到本国国民的利益,也应该顾及各国的想法,加深和各国的交流沟通。

  杨伯江: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目前,中国仍在毫不松懈地以疫情防控常态化为前提,“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在抗疫中取得的成绩,正是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理念的胜利,体现了中国政治社会治理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包括积极构建经济“双循环”的努力表明,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开放,在质量效益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为此,中国将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支持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并为此进一步深化与各国对话、协商与合作。在我们看来,利用疫情搞“去全球化”、鼓吹煽动封闭、“脱钩”乃至对抗,显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肖连兵:二战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你们对这一时代主题如何看?

  东乡和彦:作为目标而言,和平与发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伴随模式的变化而引发激变的时期。换言之,相对于维持现状的旧势力,出现了与之竞争的新势力,力量平衡是协调新旧势力的必要条件。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平衡,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内紧张状态会持续。

  杨伯江:新冠肺炎疫情并未使世界脱离当今时代主题,而是对其做了一次深刻、生动的注释。即使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中国对总体形势的基本判断也并未发生改变。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难以逆转。

  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有赖于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合理化发展。而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秩序的重建,仍需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展开。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危机,不仅有疫情的短期压力,更源自国际上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现行国际秩序、规则的长期持续冲击,而不是什么所谓“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要实现和平与发展,就要有力抵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逆流,在尊重各国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同时,有效地通过对话协调汇聚共识与行动,从而推动构建更为合理、公正、普惠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这也是中国外交一直以来的基本出发点。

  正如习近平主席2021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发表的特别致辞中所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实践一再证明,任何以邻为壑的做法,任何单打独斗的思路,任何孤芳自赏的傲慢,最终都必然归于失败。我们应让多边主义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责任编辑:张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