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古代史所”）是我院的大所、老所，成立70余年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党和人民研究历史。古代史所党委书记、所长杨艳秋近日就如何在新时代更好发挥历史研究的作用、稳步推进“四个一”建设（一个学派，一支支撑学派的人才队伍，一个能整合全所科研力量、影响全国的学术工程，一个全国领先、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平台）等问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赓续优良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五五”期间形成“四个一”，是院党组交给各研究所的中心任务。您认为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如何将中国古代史学科特点与打造“四个一”更好结合？
杨艳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党和人民研究历史，是古代史所成立伊始确立的初心和使命。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真正贯穿中国古代史研究，并使之发扬光大，是古代史所几辈学人的重要使命和历史担当。2019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按照党中央和院党组要求，我所更名为古代史研究所，同时对学科进行调整。全所现有8个断代史研究室、5个专门史研究室和1个古代通史研究室，涵盖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西夏金史、元史、明史、清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史、古代通史共14个断代史、专门史学科，拥有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徽学等特色学科，以及金文学、突厥学、契丹学、西夏学等新兴冷门“绝学”，已形成形象史学、中国古文书学、青铜器学等多个新的学科增长点。“十四五”期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所加快推进中国古代史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立足本学科本领域，继承发扬传统优势，打造研究室“四个一”，基本实现一支队伍、一本集刊、一个会议、一个集体项目的研究室建设目标。
接下来，我们将把院党组部署的“四个一”工作作为所内“一把手工程”和“十五五”期间中心任务来抓，继续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赓续传统、深厚学风、创新机制，胸怀“国之大者”，践行“三项共识”，保持学科发展定力，继续巩固传统优势学科地位，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大力扶持专门史学科发展，加强冷门“绝学”支持力度，切实发挥特色学科既有优势，夯实新兴学科发展基础，提升学术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打造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派方面，古代史所有哪些抓手？
杨艳秋：古代史所成立于1954年，至今已有70余年发展历程。通过几代学人砥砺奋进，积淀出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科学精神、坚持以史经世、坚持兼容并包、坚持人才为本的优良传统，为学术界和社会奉献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所学者共出版专著850余部、发表论文12000余篇，这也是我们“十五五”期间打造学派的基础和底气所在。具体而言，我们将在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筑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强阵地。古代史所最深厚、最根本的学术底色是唯物史观。我们将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聚焦我院天职、胸怀“国之大者”，将“两镇（阵）一平台”的蓝图绘到底。继续发扬以唯物史观指导古史分期、社会形态、土地制度研究传统，是古代史所重点努力的一个方向。
二是积极探索方法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不断完善先秦史、秦汉史、中国古代文化史、文书文献研究，推动金文学、简帛学、形象史学、中国古文书学等学科增长点方法体系与理论体系，全面挖掘古代史所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潜能，加强对中华文明演进与历史道路形成的规律性研究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系统性研究，加快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理论建设取得整体性突破。
三是加强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形成以古文字重建早期文明史学科发展新格局。重视宏观理论与甲骨文、金文、出土文献等一手资料相结合来研究中国早期文明与社会，是古代史所自成一派的“心法秘诀”。我们将继续加强甲骨学、金文学、青铜器学、简帛学等领域重要专题研究，深化拓展中国文明起源和夏商周文明研究。
四是优化学科布局，推进跨学科融合研究。“十五五”期间，古代史所将继续努力打破断代史与专门史的藩篱，积极探索中国史与考古学等相邻学科的跨学科融合，积极推动古代经济史学科发展，加强多语种文献应用，形成研究合力。依据不同学科特点、历史底蕴和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实施传统优势学科“振兴”计划、重点学科“增效”计划、冷门学科“扶持”计划、特殊学科“提升”计划等，确保各学科都有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古代史所有哪些关注点？
杨艳秋：古代史所培养人才的基本思路，是以“三项共识”固本强基，打造一支有忠诚信仰、使命情怀、理论修养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特色队伍。基于开展有组织科研的现实需要，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上首先强调要厚植家国情怀，继承和发扬古代史所“以史经世”的传统。史家治史不能信马由缰，不做只知雕琢文书的“史匠”，而要“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所往”。结合当前重点工作来讲，就是要鼓励和引导学者围绕国家工作大局，以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与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如针对边疆治理、新疆历史文化、中国古典学等开展有组织研究，发挥中国古代史学独特的知古鉴今作用。
同时，我们也在持续深化人才育新机制，通过“传帮带”，加快推动青年人才成长。全所在青年工作上要上下“一盘棋”，统一步调，扭转各自为战的思维惯性。对新入所人员采取动态培养模式，集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积极推动个人研究与有组织科研有机结合，全力打造有利于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研究所生态。此外，我们也将继续坚持开门办所，聚英才、引良才，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环境。超前谋篇布局，做好学科发展规划。改变向后看的思维惯式，形成与时代同发展、求解时代之问的新思维。
服务“国之大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代史所曾牵头完成多项国家级重大学术工程。面对新的形势和工作要求，在打造能统筹全所、影响全国的学术工程方面将开展哪些工作？
杨艳秋：今年年初以来，我们组织完成了所内全部14个学科的专项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十五五”期间加强顶层设计，凝聚研究力量，策划大的集体项目或学术工程，并以此为抓手推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创新，推出具有创新性和引领力的扛鼎之作。在汇聚全体科研人员智慧的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三个大方向。
一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阐释，加大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以高质量研究成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比如，统筹整合断代史与专门史相关研究力量，有组织地开展对新疆、西南边疆、东北边疆及海疆问题、稳边固边问题的课题设计和研究规划；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贺信精神，开展甲骨文与殷商文明、秦汉简牍与大一统构建等领域研究等。
二是围绕“六大领域”，打造创新工程升级版，改变研究“散”象，提升成果产出质量，推进中国古代史整体性研究。设置创新工程“六大领域”是古代史所统合相关领域研究力量的一项重要举措，这“六大领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科研工作开展适时调整的。目前，“六大领域”包括“古文字、出土文献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文化”“古代边疆、民族与中外文明交流”“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理论创新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前沿追踪分析”。这“六大领域”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交叉，对于凝聚全所力量、整合全所资源，推动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的中国古代史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下一步原理性理论成果体系化转化筑牢根基。
三是抓住时代机遇，推动“人工智能+中国古代史研究”科研新形态的探索实践，持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十五五”期间，我所将在充分发挥古文字文献、正史古籍、档案文献、域外汉籍、石刻文献、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基础上，以数据库、实验室项目为起点，对标对焦学科前沿，重点支持甲骨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利用文物信息增强技术，实现甲骨数字化保护。加快形成以正史古籍为主线、各类文书文献多线发展的“新技术+古籍文献整理”的新型研究形态。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模式，争取率先在刊物建设、学生培养、课题研究中推行并实施人工智能使用标准，确保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与中国古代史研究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成为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加快“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平台是推动学科建设的关键，也是打造“四个一”的关键内容，在这方面古代史所打算开展哪些工作？
杨艳秋：我们一直认为学术平台是开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在这方面古代史所已有一定基础，要开展的工作也很多。一是推进期（集）刊群整体提升，全力打造中国古代史高质量发展的期（集）刊群。所里办有《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两种在学术界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同时办有各类集刊17种，基本做到每个研究室或相关研究室及学科都有本领域专刊。其中4种集刊已入选C刊及我院准入期刊名录。基于已有优势，“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推进期（集）刊群整体提升，全力打造中国古代史研究刊物“国家队”。要在聚焦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引领学术界研究热点与方向上加强栏目设计，增强问题引领的思想性和启迪性。围绕古典学研究、边疆治理研究、清史研究、人工智能、理论方法创新等前沿问题设置专栏。集刊建设要向期刊看齐，提升办刊质量、规模效应和学术影响力。计划组织召开集刊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刊物定位，增强学科统筹、前沿追踪、方向引领的综合研判能力。
二是拓宽国外交流渠道，推动形成国际合作与对外学术传播新局面。“十五五”期间古代史所对外交流的基本思路是进一步巩固与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的常态化学术交流，加强与中亚学术机构的经常性联系，拓展与欧美、中东地区学术机构的合作交流。同时加强所级层面的对外学术传播体系和传播能力建设，在继续办好三大国际品牌论坛（即“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中韩学术年会”“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筹划升级版的“中外文明交流与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国际会议。充分利用院级、所级协议，鼓励青年学者走出去，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与学术争鸣，加强以“向世界倡行大道”为目标的中国史学叙事研究和自主叙事理论体系构建。同时也要配合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相关工作，比如今年将承办“首届世界历史学前沿论坛”分论坛“文明演进与历史道路的形成”。
三是积极探索国内合作新模式，推进学会、中心、基地平台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学会、中心在团结兄弟单位和全国史学工作者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代史所目前管理有6个全国性学会和10个院级所级非实体研究中心，“十五五”期间将加强系统化管理，建立有效的通讯与联络机制，牢牢把握学会、中心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的主动权，不断加强党组织对学会、中心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在重大项目申报、重要学术会议举办、教材统编、标识性概念提炼、标志性成果产出等方面的协调能力，进一步发挥“国家队”统筹指导全国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作用。以服务“国之大者”为导向，以基地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区域民族特色文化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