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讲坛”第十九讲近日在京举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王龙飞应邀作题为“根据地研究何处去——关于《全民皆兵》的初步反思”的学术讲座。

　　王龙飞的新著《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1937—1945）》（商务印书馆2024年6月版，以下简称《全民皆兵》）甫经出版便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该书聚焦太行根据地的特殊环境，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资源有限、敌我力量悬殊的环境中发展武装力量，形成“全民皆兵”的壮阔局面。全书考察了太行根据地党政组织核心的形成、军区制与群众武装体制的建立，揭示了我们党如何通过减租减息深入动员广大民众，进而建立起敌后游击秩序。此外，作者还讨论了民兵参军作战的情况，借以展现太行根据地武装体系为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与革命胜利起到的重要作用。

　　讲座伊始，王龙飞讲述了该书的写作缘起，指出《全民皆兵》的研究归结起来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共是如何抗战的”；二是“中共的武装力量是如何发展壮大的”。这两个问题关乎我们党在当时艰困局面下的生存和发展。太行根据地作为对日斗争前线和八路军主要活动区域，具有相当突出的军事意义。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王龙飞重点关注民兵在根据地武装体系中的意义，通过挖掘山西省丰富的基层档案资料，开始对太行根据地民兵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接下来，王龙飞从“全民皆兵”的必要性、组织核心、制度框架、群众基础、民兵队伍、重要影响等方面，介绍了《全民皆兵》一书的主要内容。他谈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八路军必须尽可能地动员群众。面对日军的“牢笼战术”，军区制应运而生，出现了野战军队、地方武装与民兵自卫队三种性质功能不同而又密切关联的武装组织，游击集团逐渐被组织起来，并日益得到强化。经过大规模群众运动及实战锻炼，民兵队伍逐渐成型。民兵中“基本群众占优势”的局面相当程度上密切了民兵与群众的关系，并使之形成良性互动。

　　王龙飞最后总结到，“全民皆兵”不只是一种军事形态，更是民众被高度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形态，锻造“全民皆兵”也正是借由军事实现对社会改造和重组的过程。

　　介绍完《全民皆兵》一书的主要内容后，王龙飞就写作该书的期许和最后的实践、逻辑脉络的整体性与关节点的深描、根据地的群众运动、田野调查之于根据地研究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和心得。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齐小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祖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赵诺担任与谈人。他们充分肯定了王龙飞的研究选题，认为其具有典型性，并高度评价了《全民皆兵》一书的可读性。

　　齐小林表示，近年来，中观层面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方向，王龙飞的这部著作事实上就是中观层面研究的典范。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史料丰富扎实，县一级档案的运用使整个研究呈现出更多历史细节。他提出，关于战争要把握两个层面的问题：战争本身和战争与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即战争对社会变迁的牵引作用，该书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

　　周祖文认为，根据地武装体系本就是一个繁杂动态的过程，着眼于太行根据地来讨论这个问题有其明显的合理性。同时他也提到，用沁源围困战举例，的确能够反映军民一体，但也要考虑其组织形式和作战方式是否为主流，唯有如此才能展现“全民皆兵”的完整性。他建议可以追溯苏区时期中共武装体系的具体情况，并探讨其与抗战时期的武装体系是否有纵向关联。

　　赵诺认为，从视野上看，《全民皆兵》更像是一部根据地史，兼谈了军事、社会、政治等多方面情况，有鲜明的“在地性”。他补充了自己对根据地民兵问题的认识，如民兵的来源及变化、不同地区民兵组织形式如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兵与野战军和主力部队的关系、民兵与民众的关系、在册民兵与活跃民兵是否一致、不同条件下民兵战斗形式的差别、组织力量与实质性的军事力量间的错位关系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郝昭荔主持讲座。来自近代史研究所及相关单位的50余位学者参加讲座，并就兵员补给、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的管理、“地方武装”和“民兵”等概念的界定等问题同主讲人进行交流。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与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共同主办。

　　（罗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