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学术创新与文化传承——第三届学术社会史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史研究群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联合主办，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致辞表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在认真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内涵的基础上，在理论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学术社会史研究的出现，是中国学界理论创新与理论自觉的可喜成果，必将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推动相关研究不断进步。

　　在主题报告环节，多位学者结合个人的专题研究对“学术创新与文化传承”进行了理论阐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检秋着重阐发了学术社会史的理论渊源和学术视域。他表示，学术社会史在理论上会通中西，既契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接续了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学术社会史有着清晰的学术视域，重在研究学术思想及其语境，多维度揭示学术的社会蕴涵。学术社会史兼重官方和民间文献，大幅拓展了学术史材料，既借鉴海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又植根于中国学术土壤，发扬传统史学的优长。学术社会史的理论自觉是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表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又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新生。从文明史视角重建中国历史叙事的连续性，能够深入理解中国学术在近代的嬗变，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朱浒通过分析康熙朝的社仓建设，考察隐藏其后的君臣心术与政治潜流。他认为，理学名臣提议社仓建设是为了证明理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并非空谈空言。康熙帝同意大臣的进言，是为了掌控理学重建的主导性，把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康熙朝社仓建设折射出学术与政治的纠缠，是清代学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雷平对学术社会史理论深化和研究扩展提出三点思考。他认为，学术社会史的研究要放宽视界，注意发掘政治、经济论争背后的思想与学术底色；要“眼光向下”，关注“中等社会”读书人对学术思想传播的中介作用、社会大众对学术思潮的呼应以及学术著作在传抄、节录中发生的意义转换；要关注同一学术形态在不同阶段的延续性与在不同地域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关联性。

　　此次研讨会共设置八场分组报告，对前近代到近代的学术与社会乃至当代的学科史研究均有涉及。在关于前近代的学术与社会的讨论中，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教授李国彤从文化地理学、物质文化史、艺术史的多重视角审视晚明文人与泉州摩崖石刻的密切关联和互动。她认为，泉州摩崖石刻的现场观赏或题刻，营造了观者和文化偶像之间跨时空的情理关联。这种功能始自印刷媒介发明之前，并在晚明商业化印刷鼎盛之时依然普遍运用。该现象挑战了有关印刷资本主义的论调，即过分强调印刷媒介在共享话语发展中的作用。

　　在清代理学与汉学、清代学术再研究方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晨怡考察了晚清理学学术史编修与清代理学谱系建构的关系。她谈到，随着晚清理学复兴，出现了一个理学学术史编修的热潮。晚清理学士人通过编修学术史著作，力图呈现一条更为完整的理学发展脉络，对清代理学谱系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戚学民分析了历时百年的清史《儒林传》纂修历程中，有关孙奇逢记载的版本流变。阮元最早在《儒林传稿》中为孙奇逢立正传，书写其行谊和学术。陈伯陶在清史《儒林传》中对孙奇逢的记载有大幅增补，形成了正史中孙氏的最长正传。清史馆时期纂修官在陈伯陶文基础上进行删减，最终形成了今天通行的《清史馆·儒林传·孙奇逢传》。

　　学术人物是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此次研讨会对近代学人与学术衍变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天根考察了晚清民初严复的舆论评判及其情感认同。他提到，在晚清民初政治风云变幻中，严复对近代报刊及中外舆论的反省，既有时代性触角，更有涉及世界格局变动的坚守及眼光。他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的错位与反复，其得失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从社会背景与社会因素分析学术的生成是学术社会史理论的重要实践路径。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延炜梳理了清同治时期两部《武陵县志》的纂修过程，分别为孙翘泽修、陈启迈纂同治二年刊《武陵县志》和欧阳烈修、杨丕复纂、杨彝珍续纂同治七年刊《武陵县志》。同治七年《武陵县志》晚出，不仅在编纂过程中回避与前志的关系，而且在内容上极力与前志立异，着意描绘杨氏亲友故旧。这反映了地方士绅对本地史事撰著权的争夺，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清时期人与地方、人与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考察学术与社会的互缘、互动是学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面向。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阎书钦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舆论界社会生活改良思潮中的苏联因素。他认为当时中国的舆论界试图以苏联为样板，改良中国民众生活方式。当时的妇女解放思潮以及教育改良思潮中也存在大量苏联因素。中国舆论界对苏联社会生活模式的看重，既符合中国社会变革本身的内在逻辑，亦有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外在语境。

　　与会学者还围绕学术社会史研究中的情感因素、传统学术在民国时期的嬗变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毓反思了情感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她认为，情感史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既受到西方史学思潮转换的影响，也因为情感史理论回应了中国学者自身的思考和实践，为他们已有的研究提供了某种话语范畴。中国的情感史研究应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在广泛吸收西方情感史研究理论方法、充分借鉴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人—群体内在的情感—精神世界及其文化实践的变迁，发掘情感的构造性力量。

　　在关于现代史家与史学的讨论中，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国利通过考察中国现代不同流派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总结其背后的理性特征和价值取向。他表示，新考据派史家审视传统史学时，强调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作用，是工具理性的思维。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大体主张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实践理性看待传统史学，强调史学的革命性。中国现代各派史家运用不同理性对传统史学所作的审视和评判，其利弊得失值得深入研究。

　　与会学者还对学术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实践路径与未来展望等展开了深入交流。

　　（张群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