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4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下简称“宗教所”）“贡院人文与宗教讲座”第十三讲在京举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应邀主讲“‘形相学’理论视野下的中国汉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建宇担任与谈人，宗教所《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李建欣主持讲座。

　　朱青生在讲座中主要介绍了《汉画总录》（“中国汉代图像信息数据库”）及其“形相学”研究方法。《汉画总录》运用现代技术和方法，对存世的汉代图像进行重新著录和科学编号，是中国图像志的基础工作。朱青生谈到，《汉画总录》编纂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互联网的商用、数据库概念的萌芽、数字图像/文字处理技术的进步已使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意识到这也必然会淘汰旧的研究方法、诞生新的研究模式，因此有了构建一个图像数据库、建立图像标识索引系统的想法。

　　朱青生表示，“汉画”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汉画”指汉代的图像，包括帛画、壁画、器物纹样等；狭义的“汉画”指汉代墓葬中的浅浮雕和石刻，它们从宋朝开始就以拓本的形式存在，因此习称为“汉画”。《汉画总录》取的是狭义上的“汉画”。之所以选择“汉画”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一是汉代图像总体数量不多（大约2万种），二是汉代图像有文献可供对照、考证，三是汉代图像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学术史意义。

　　朱青生指出，编纂《汉画总录》是希望通过汉代的图像去研究汉代的各种问题，这就需要了解图像研究的方法。为此，他对图像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简要梳理。西方在中世纪就已经开始图像研究，主要是对圣经、希腊文本相关图像的整理和分析，可称为“图像志”（Iconography）。20世纪后，瓦尔堡、帕诺夫斯基等学者不再止步于对图像内容的分析，而是通过图像内容探究人的思想体系和精神状态，建立了“图像学”（Iconology）研究。“图像学”对图像意义的探讨又引发了卡西尔等学者对符号的哲学思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图像学”作为“符号学”的一个特殊方向，成为西方学术界一个重要的方法论。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媒介的转型，“图像学”方法在今天仍然有效吗？对此，朱青生认为，“图像学”只解释了图像的意义问题，这是图像研究中的局部问题，我们还需要进行根本追问，即“图像是什么”。现象学认为，图像是存在于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人对其形象、质料的感受，而汉画中的很多图景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说明图像的本质就是图像，它不一定是物的反映，而是人的存在、人的问题的反映。因为最早的图像是从画线开始的，它的首要作用是分割，是一个分析的过程，所以图像是人为构成的，表达的是人对事物的态度。在讨论“图像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不仅要对图像的意义进行分析，还要对图像的结构、用途进行探究，这就需要采用“第四范式”来进行“形相学”研究，主要包括图法学、图义学/图像学、图用学三方面内容。基于“形相学”理论，《汉画总录》（“中国汉代图像信息数据库”）取得了一定成绩，包括研究了汉代图像的意义、发明了电子线描、微痕扫描等作图技术。

　　讲座最后，朱青生表示，自旧石器时代末期以来，认识图与词就是人类的一项基本能力。由于媒介的变化，人们逐渐将制作和解释图像的任务交给了艺术家。而随着摄影、电影、网络媒介等新媒介的出现，人类对图像的认识和表达能力又将发生根本性的复归。

　　在与谈环节，张建宇从资料、理路、成果三个方面对朱青生教授的讲座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汉画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简要补充，进一步讨论了构建其他图像数据库的相关问题。与会者还围绕AI制图、图谶与经学、图像识别技术、第四范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此次讲座由宗教所《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科研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

　　（易中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