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邀请日本大学理工学部教授郭海燕来所作题为“电报电信与中国近代化——从境内到境外”的报告。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侯中军主持，晚清史研究室副研究员薛轶群担任与谈人，所内外20余位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讲座。

　　郭海燕以甲午战争前的朝鲜电信电报为对象，着重讨论了中国式近代化在朝鲜的移植问题。她说，朝鲜电报建设是中国在朝鲜推行中国式近代化的产物。其背景与中国相同，亦是为应对边境危机而实施的。具体而言，则是以改变驿站信息传递迟延之弊端、实现中朝之间信息传递快捷化、加强和稳固中朝宗藩关系、摆脱危机为目的。中国运用传统宗藩关系与近代条约形式相结合的策略，对外采取形式上以企业经营为主体、实际上由国家进行掌控，以朝鲜“商请”为前提、实际上由宗主国“代办”电报条约（合同）的方式，完成了电报在朝鲜的推行。

　　“就电报层面而言，中国式近代化在朝鲜的移植，是中朝两国合力的结果。”郭海燕认为，此举与朝鲜国王希望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志向相吻合，与中朝两国的国家战略相吻合，因此才使得中国帮助朝鲜推进近代化成为可能。中国式近代化的境外移植，充分借鉴了自身积累的经验。中国在推动朝鲜电报建设的过程中，吸取中国电报建设的经验教训，将重点置于维权和培养人才的实施，避免了朝鲜电信权被他国侵犯。对于中国而言，电报线建设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它是中朝两国摆脱危机、巩固两国关系的重要手段。不过，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事的推进，在日本军事力量的压迫下，朝鲜电报通信设施在战争中逐渐瘫痪，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通信工具。

　　与谈环节，薛轶群说，此次报告提示我们，在思考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学习西方的一面，还应审视输出的一面。电报是近代西方科技的产物，是信息快速传递的工具，被视为“文明之利器”。甲午战争前，在维护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清政府曾在朝鲜推广电报，进行了一场“非典型性”的走出去尝试。虽然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但这一尝试的意义仍然值得深思。同时，电报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器物、制度、技术层面的移植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政治方面，清末的“电旨”“电奏”制度的确立、“通电”的普及与诉求的公开表达；经济方面，商品信息的实时传递对金融市场、贸易活动的影响；社会层面，专电、号外的出现与新闻、传媒的发达等，都与电报的应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