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县在市和乡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近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2春季论坛在线举行，与会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县域·县城·就地城镇化”展开了深入研讨。

　　县域发展面临新机遇

　　近年来，我国县域城镇人口和县城人口实现“双增长”，县城成为吸引县域人口的主要空间。

　　“在跨省区人口流动趋缓、近域化流动趋势加强、返乡农民工回流的背景下，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尤为重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表示，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走过了初期积累、基础性发展的阶段，进入到成熟、完善、提高的新阶段。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走出一条自主、健康、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县域县城就地城镇化是这一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何宇鹏展示了一组数据：1998—2011年，我国农民工流动以跨省流动为主，跨省流动比例最高时达到60%以上；2011年，农民工流动发生转折性变化，省内流动比例提高至52.9%，成为异地流动的主体，这个数字在2020年达到了58.4%。何宇鹏认为，在这一时期，省内流动依然构成异地流动的主要方面，但从增量的角度来说，乡村内的人员流动是增量部分的主体，这说明就地就近转移成为重要的农民工吸纳载体。总体来看，城市化外溢效应、工业化和信息化叠加、农业功能转变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给中西部地区就地就近城镇化带来了机会。

　　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明星看来，县域是我国城镇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是城市和乡村联结的天然纽带。县域县城就地城镇化有助于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能够进一步增强对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作用。

　　以新理念引领县域经济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的《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将“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作为持续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的举措之一。学界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方向。

　　“过去城镇化是以大城市群为主要发展路径的，现在则要转向县域经济、县域城镇，特别是就地城镇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表示，伴随着发展转向，以前相关的理论研究、政策思路乃至各种规章制度也都要有所调整，要以新理念作为引领。在他看来，这个新理念就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一般都需要相对比较完整的地域概念才能支撑得住，这个概念往往就是县域经济。”

　　温铁军认为，发展县域经济需要根据当地地理资源环境条件，对县域生态资源进行系统开发，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考虑如何实现就地城镇化。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应允许形成多种不同管理模式的创新、各种主体多元互动治理方式的创新，而不能简单照搬城市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努力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在一次分配中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入，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形成就地城镇化。

　　提升城关镇积聚辐射能级

　　如何推进就地城镇化？怎样充分发挥县域、县城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强调了建制镇在新型城镇化中不可替代又非常独特的功能和定位。他谈到，目前，我国建制镇总体数量稳定在2万个左右。它们是我国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关键载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支撑，也是推动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点。其中，城关镇作为一个县域的行政、信息、商务和文化中心，需要通过优化生产功能、健全生活功能、整合挖掘综合潜力和吸引力，有效提升自身的积聚辐射能级，提高其人口在全国城镇人口中的占比，从而分担农村大量人口向特大超大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聚集引发的负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秘书长（执行）倪鹏飞认为，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了“聚中有散”的新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些都市圈、城市群的周边以及产业发展较好、人口相对稠密的县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有一些人口较少、资源枯竭、交通不便的县域面临衰退的挑战。因此，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实施差异化的县域城镇化策略，同时要以中心村和小城镇为重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抓住乡村“聚中有散”的落脚点。

　　会议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