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联合举办“养老服务组织发展工作坊”。来自国内社会学领域的多位学者参加会议，研讨相关政策制度对养老服务组织模式的影响。

　　“城市养老服务组织”单元主要关注长期照护制度与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晶的报告“从横向整合转向纵向整合长期护理服务组织模式——以青岛市为例”分析了2012年以来青岛长期护理服务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变迁，认为青岛市长期护理服务体系以民营机构为基础，医保局通过“长期护理服务保险”支付制度改革发挥管理型服务职能，服务体系呈现专护、院护、家护三类主体专业化分层发展模式，服务组织呈现去机构化和纵向集团化发展模式。青年学者张文博的报告“青岛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到长期护理保险的组织转向和服务供给”认为，青岛相关制度演进在组织原则上从“以供定需”更加回归需求本位，从“身份区隔”更加保障公平的社会权利，服务供给出现服务对象、资格和模式等的需求转向，资源配置发生主体转向。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永杰的报告“从传统家庭责任到政策支持下的家庭照料工作”指出，广州居家护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被动的扩张过程，保姆或家属“兼职护理员”大规模增长。“兼职护理员”实际上在照料工作中承担着主要责任，家人提供失能照料服务如何纳入正式支付体系值得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点评提出，在工业社会蓬勃发展时期，全社会需要医、养、护的人群是三个不同的群体。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照料服务要求一个连续性的服务供给结构，传统服务组织模式需要转型。此外，对于家属照料是否要给予现金补贴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后工业化时代，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生育单位，同时还是一个照护单位。理论上来说，政府需要通过公共服务弥补家庭功能缺失，但提供家庭补贴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需引起重视。

　　“农村养老服务组织模式”单元聚焦养老形势更加严峻的农村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认为，农村地区养老服务需要去专业化，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成养老服务的主力军，以孝道为动力推进农村老人的非正式照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春光点评指出，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经验总结与模式推广需考虑政府、家庭的边界和成本，同时需讨论村庄之间文化传统、社会资本等的差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梁晨认为，农村养老的独特性在于熟人关系、社区支持等可利用的照护资源，而村庄团结程度、干部能力等是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和基础。

　　“国际经验探讨”单元关注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青年学者刘芳的报告“德国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制度逻辑”使用社会系统理论分析了福利国家发展的三重逻辑、德国制度阶段演进及背后社会结构变化，认为德国长护险制度是社会团结的融合剂，制度建构需重视家庭作用并给予支持。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立龙的报告“日本长期照护保险与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认为，日本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共担、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共出的筹资模式，预防与照护并重的需求评估，居家、地区密集型与设施“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以引导多层次多元化照护服务体系合理发展。梁晨的报告“英国医疗与养老整合服务的经验：基于社区的视角”结合城市调查研究了英国整合医疗和养老服务的探索，分析医疗管理机构、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专业监督机构的角色作用，以及整合服务的政策困境与现实挑战。点评人唐钧、陈永杰均认为，以上报告需对一些概念再加辨析，如“Health Care”的确切所指，再如“长照”“长护”的厘清等。陈永杰表示，日本的筹资机制回应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现实分割困境，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部门对谈单元，与会学者通过同地方民政、医保、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和行业从业者深入交流，总结了各地养老服务组织模式的共性问题，如养老服务市场化和可持续发展、相关人才的供需匹配等。与会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对老龄化冲击的前瞻性研判和各类准备整体不足，养老服务社会化是未来一大发展方向，农村养老需要更多来自家庭、友邻和村庄共同体的支持。学界需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以更好地服务党和政府决策。

　　（张文博 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