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班晓悦

　　简帛学作为一门以简牍、帛书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自20世纪初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的发现而肇兴，历经百年发展，已成为探索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制度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学术领域。简帛文献作为“同时代史料”，不仅填补了传世典籍的空白，更以原始性、多样性重塑了学界对先秦至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认知。近日，本报记者就简帛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赓续简帛学学术薪火等话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开始从事简帛学研究是基于怎样的契机？在您的研究生涯中，哪些关键节点让您坚定了这一研究方向？

　　卜宪群：学术研究依靠的是代代传承，我从事简帛学研究的契机是前辈学者给予我的教育与启示。我硕士阶段学习的是魏晋南北朝史，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家对简帛材料的重要性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再加上当时关于魏晋历史的简帛材料很少，所以没有什么关注。1992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学习秦汉史，开始注意到睡虎地秦简和居延汉简的史料价值，但认识上还是比较模糊。当时，我们学生学习的一个好处是可以与所里研究室的先生们一起（现在也是这样）交流探讨。研究室的谢桂华先生主要从事简帛整理与研究，他教给我很多关于简帛研究方面的知识，赠给我《居延新简》《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等书，使我对简帛资料在秦汉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有了更多了解。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对简帛资料的运用，很多得益于谢先生的无私帮助。但最直接的契机与节点是1993年尹湾汉简的发现与整理，谢先生和研究室是该批简牍的主要整理者，我也有幸较早目睹这批材料。我博士论文写的是秦汉官僚制度，尹湾简牍恰恰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新资料，这极大激发了我的兴趣。围绕尹湾简牍，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我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尹湾简牍与秦汉官僚制度研究的文章，以及简牍研究述评，特别是我将简牍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在1997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一文，给我很大激励。这些成果的发表是学界对我研究的认可，坚定了我从事简帛研究的方向。当然，简帛研究的方向有多种，有人是发掘，有人是保护，有人是整理与再整理，有人是运用简帛资料研究历史，而我主要是后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简帛学在当代历史学、考古学乃至中华文明探源中扮演何种角色？

　　卜宪群：简帛学在当代历史学、考古学以及中华文明探源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历史学中，简帛极大丰富了战国秦汉魏晋历史的研究资料，丰富了我们对该时期很多历史细节的认识，纠正或改变了过去认识上的偏差与错误，由此推动了众多新的史学研究问题意识的产生。研究秦汉史，简帛已经是不可缺少的材料。中华文明探源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简帛中的很多记载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对研究文明起源有重要价值。例如，清华简中的《尚书》诸篇对上古历史的记载有很多，不仅纠正了过去的一些看法，还可以与考古发掘材料互证，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新的例证。

　　《中国社会科学报》：简牍对秦汉基层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请您举例说明一下，如何通过简牍研究深化对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认知？这些简牍中蕴含的古代治理经验（如文书行政、户籍制度）对今天有何借鉴意义？

　　卜宪群：20世纪以来出土的简牍大都与秦汉基层社会有关，这些材料极大丰富了我们对秦汉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比如，我们从文献上知道秦汉民众都要在官府登记户籍，称之为编户民或编户齐民，但这些户籍是什么样子，具体是怎么管理的，并不清楚。里耶秦简中就有户籍简，记录了姓名、籍贯、年龄、性别、身高、身份、人口、财产，乃至长相、肤色等，虽然还不能称为标准的户籍，但大体的形式我们已经了解。不仅如此，我们从里耶秦简中还知道，秦代民众在迁移流动时，与户籍相关的材料也要通过官方渠道办理迁移。里耶秦简就记载了迁陵县中有17户人家从启陵乡迁移到了都乡，但他们的年籍，即登记年龄的簿籍没有迁来，都乡就通过县廷，以公文的形式要求启陵乡把这17户的年籍迁移过来。通过张家山汉简我们还知道，秦汉的户籍正本藏在乡中，副本藏在县廷，说明乡是基层管理的重要机构。又如，秦汉以文书行政，传世文献多记载的是诏书之类，基层文书很少。简牍提供了很多乡文书，纪南松柏汉墓简牍中出土的各类簿册中包括南郡及江陵西乡等地的户口簿、正里簿、免老簿、新傅簿、复事算簿等多种文簿，这些簿籍中的部分应当属于乡文书，说明乡文书的种类很多。再如，乡必须要按照文书行政是我们得出的又一重要认识。根据睡虎地秦简，从秦开始，“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的行政原则已经确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黥妾”条爰书中，县丞要求乡在对里中案件调查后将情况“以书言”，“告臣”条爰书要求乡“到以书言”，都是乡与县的行政联系必须以文书行事的明证。史料反映，乡文书涉及到乡的方方面面。如乡里发生的各种案件，乡吏要随时根据县廷的指示调查取证，撰写法律爰书。这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有很多例证。《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啬夫职听讼”，张家山汉简《具律》说：“诸欲告罪人，及有罪先自告而远其县廷者，皆得告所在乡，乡官谨听，书其告，上县道官。廷士吏亦得听告。”据此，乡撰写法律文书是必不可少的。乡里是秦汉国家的基础，乡里治理是国家治理最核心的内容。简牍还提供了大量乡里民众通过“自言”，即自己亲自去官府陈述、申诉、要求某种事务的实例，说明乡里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

　　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简牍中蕴含的大量“事”，就是地方基层社会贯彻落实中央政令的具体表现。简牍表明，秦汉中央对基层社会的治理细致周密，体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这是秦汉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但秦汉国家不只是依靠中央集权，也充分发挥地方民间社会的作用，比如三老、里父老等参与乡里治理，他们不是政府在编吏员，却发挥着重要作用。秦汉以后历朝的基层治理，都汲取了这些经验。户籍制度与文书行政也是秦汉国家治理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这两种治理手段是秦汉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治理能力的具体表现。户籍制度使得国家在掌控人口总数以及人口迁移流动上有了准确数字，文书行政使得各级政府的政务往来整齐划一、规范有序，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这是中央集权力量发挥的前提。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简帛学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院里为支持简帛学研究采取了哪些举措？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贺昌群是居延汉简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他在居延汉简的释读与考证、西北史地的研究，以及汉简研究的理论总结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贺昌群继续进行简牍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撰有《汉简的发现和研究》（提纲）一文，总结了我国古往汉简发现的历史及自己的研究心得，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决定将大陆现有的居延汉简出版，为了协助编辑出版《居延汉简甲编》，贺昌群将他亲自释读和撰写的释文手稿提供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使用。2004年，贺昌群先生之女贺龄华将《汉简释文初稿》手写稿全部捐给了北京图书馆，随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这部珍贵的手稿影印出版。之后，历史研究所的简帛研究代有传人，著名学者张政烺、李学勤、谢桂华先生在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居延新简、尹湾汉墓简牍、张家山汉简、额济纳汉简等诸多简帛整理与研究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简帛研究中心还独立整理了安徽天长纪庄汉简。今天，中青年一代的邬文玲、戴卫红等同志，正承上启下，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简帛学发展离不开院里的支持，最重要的就是成立了简帛研究中心。1995年3月，经院科研局批准，在历史研究所（现为古代史研究所）设立院属简帛研究中心，这是国内较早建立的以研究简帛为特色的专业研究中心之一。中心以历史所的研究力量为主体，同时联合国内外同仁共同从事简帛学研究，成为一个打破单位、地区界限的简帛研究前沿阵地。多年来，中心本着“推进学术，加强合作，提高水平”的宗旨，致力于简帛学科建设，参与新出简帛的整理与研究、推动国内外学者的合作交流，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中心负责主办的《简帛研究》，已经成为海内外知名的简帛研究专业性集刊，获得广泛认可，是CSSCI来源集刊之一。中心还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简帛研究文库》，为简帛学研究成果提供出版平台。2006年，在院里支持下，中心还召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学国际论坛。2008—2012年简帛学被列入院特殊学科扶持计划，创新工程开展之后，简帛学也受到院里的关心支持。2020年，我院参与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也极大带动了包括简帛学在内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成立了冷门绝学研究院。作为简帛学方向博士后合作导师，您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想法？如何看待当前冷门绝学师资培养的难点？

　　卜宪群：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研究院的成立，为简帛学研究再次创造了良好机遇。冷门绝学研究院就是要培养冷门绝学的高精尖人才，培养冷门绝学的专门性人才，这个目标是十分明确的。作为简帛学方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的想法就是把那些有志于从事简帛学研究的青年人带动起来，选准方向，扎实开展简帛研究。与一般断代史或专门史不同，冷门绝学培养要专，不能泛，也不必要泛。我2024年招收了一名从事医简研究的博士后，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他的研究方向就是收集整理医简，并以此为切入口，研究秦汉的医疗制度、医方、医生、医疗与社会，其他秦汉史的问题可以暂不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准的人才。冷门绝学人才培养是慢功，不能一蹴而就，这与当前的评价体系存在着矛盾，因为面窄，成果不容易发表，找工作就比较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有志于从事简帛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卜宪群：有志于从事简帛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一是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能急功近利。所谓不能急功近利是指在简帛研究上要打好基础，不能把简帛研究看作抄近路。二是要重视传世文献。简帛材料固然很重要，但至今的简帛材料并不能颠覆我们长期以来对秦汉社会的基本认识，传世文献以及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成果都要认真学习掌握。三是要学习理论。简帛学虽然属于冷门绝学，属于史料整理性质范畴，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仍具有指导作用，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简帛史料才能为揭示秦汉历史发展规律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