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为纪念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诞辰13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几位从事胡适和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同仁筹划举办专题演讲会，第一场演讲于3月29日在京举行，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主讲“顾颉刚与夏史问题”。

　　刘宗迪表示，古史辨学派的古史重建伴随着中国现代民俗学和神话学的创立，故事学和神话学是顾颉刚辨析古史文献、解释古史传说的重要理论工具。受胡适“历史演进法”影响，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提倡“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从古史中辨别出神话，并说明神话是如何变为历史的，从而开创了对现代史学影响深远的古史辨学派。夏史问题的发端与“古史辨”学派的兴起密不可分。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并提出“大禹是条虫”的观点，一时引起巨大的反响。此后，顾颉刚对古史研究始终坚持“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方法论，并从思想史和学术史入手，辨析史事、史料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进而沿波讨源、去伪存真，在披露古史记载或传说最初面貌的基础上，重建上古史。在《鲧禹的传说》等论文中，顾颉刚通过对史料的全面梳理，指出鲧和禹是神而不是人，鲧、禹治水传说源于鲧、禹造地神话，鲧、禹原本与夏朝并无关系。

　　尽管顾颉刚否认禹的历史真实性，但他并不否认夏朝的存在，而受顾颉刚“疑古”思潮影响的陈梦家和杨宽则断然否定夏朝的存在。由于安阳殷墟考古的发现，使得当时历史学界把发现夏墟、重建夏史的希望寄托在考古学上，顾颉刚本人也认为考古学是重建古史的唯一途径。为回应疑古学派的夏史否定论，徐旭生于1959年前往豫西对“夏墟”开展调查，发现了后来被考古学界视为“夏墟”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由此引发了围绕夏墟问题的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以至于有学者将夏史问题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刘宗迪认为，围绕夏墟、夏史问题的争论，主要源于学界对古史文献中“夏墟”记载的认识各执己见。传世文献中的“夏墟”史料牵涉复杂的历史地理学问题，族群的迁徙、版图的扩展都会导致地名的播迁，使一个地名从原地移植到异地他乡，而后人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基于后世的版图和地名理解古史地名，从而很容易造成对上古地理的巨大误解。有鉴于此，顾颉刚才提出研究古史要“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结合近年对《山海经》地理的研究，刘宗迪提出，《山海经》保存了十分丰富而可靠的上古地理信息，依据《山海经》重新认识上古历史地理空间，将会对解决夏墟问题带来新曙光。

　　刘宗迪对考古学能否解决夏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中国传统历史观中，夏史原本不成问题，晚清国势沉沦、西学东渐，导致中国知识界丧失文化自信，传统历史观遭到质疑，夏史也因此成为问题。实际上，古史文献中关于夏史传说的诸多记载，足以证明在商代以前确实存在一个被称为“夏”的时代，只要扫清思想史、学术史的误解，就不难还夏史文献以应有的史料地位。学界的真正任务是如何全面、正确解读夏史文献，尤其是夏墟文献，从而为夏墟考古奠定可靠的基础。因此，在刘宗迪看来，夏史问题首先是思想史、学术史问题，其次是文献学、历史地理学问题，最后才是考古学问题。既然夏墟问题的解决需要回到文献，那么，夏墟问题也就离不开古史辨的方法，古史辨派倡导的解读古史文献的历史演进法是重建古史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此意义上，我们永远走不出疑古时代。

　　在问答交流环节，大家围绕《山海经》中的地名研究、作为法律图腾的独角兽如何与司法建立联系、图腾是否来自当时的动物、信史和“疑古”问题、夏在考古学中的定义，谈论夏史时的关注点、夏人应当如何界定、如何从史料层面界定精英阶层、地名西迁如何与古文献和考古进行互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常晗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