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农发所”）的指导下，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以下简称CRRS）项目组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调研中国乡村发展现状。为深入了解调研过程中的宝贵经验与成果，以及如何通过原创性理论推动学科发展，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本报记者采访了CRRS项目总协调人王术坤以及杨鑫、余家林、于元赫、曾俊霞四位专班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报》：CRRS项目覆盖了14个省（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0多名师生。如此庞大的调研项目和团队在管理方面有什么经验吗？在调研途中有没有值得分享的故事呢？

　　曾俊霞：调查离不开调查员的严谨调查态度和专业调查能力，调查队员的管理工作尤为重要。CRRS对调查队员实行了重在选拔、严格培训、实时校正、奖罚分明的管理方式。今年的调查共有来自全国374所高校的1534人报名，从中选出了能够匹配各地方言、具备农村调查经验和学科背景的500名以硕士研究生为主的调查员团队；经过严格的问卷培训和预调查，通过考核淘汰了近1/10的调查员，最终入选450名。在调查过程中，每支队伍都有专业老师跟随，每天都有调查总结和质检工作，及时校正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调查结束，根据调查员整体表现，评选优秀调查员予以公开奖励，同时对个别调查数据质量不合格的同学予以批评。很多参加了CRRS调查的同学都引以为豪，因为能入选就证明了他们的优秀。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们对乡村振兴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很多同学对乡村振兴也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未来，一定会有许多参与调查的同学采用自己曾经获得的一手调查数据，撰写他们感兴趣的学术文章，用数据讲述鲜活的乡村故事。

　　王术坤：调研过程还是很辛苦的。调研期间正值酷暑，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困难，迎着朝阳进村，伴着夕阳甚至天黑才能结束调研。同学们在得到成长和锻炼的同时，也共同经历了“吃苦”，成为了“战友”。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三期调研与此前的调研相比有哪些不同和创新？基于这些年的CRRS成果，调研团队提炼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

　　于元赫：除了规模扩大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升级外，我们这一期调研更加注重加强与外单位合作，扩大影响力。在前两期完成后，CRRS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地方的科研院所纷纷找到农发所寻求合作。今年，农发所也在探索合作机制，首先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山西财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开展合作，在扩大CRRS调查范围的基础上，也帮助地方院校建设了省（区）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库。

　　杨鑫：从调研经验出发，我们发现两条重要的规律：一是乡村调查存在问题标准化和调研误差的两难平衡，二是农民倾向于低估收入。由于耕地制度、宅基地制度、农民在城乡流动性较高、乡村自治等多重因素，想用一份问卷涵盖乡村所有方面和捕捉所有情况几乎不可能，这就对问卷设计提出极高的要求。如果问题设置得过于全面，那么调研成本会迅速攀升，而如果问题设计得过于简单，开放性不强，又会扩大结果误差，影响数据质量。在上述理论认识下，我们采取了“预调研+主要选项筛选+开放选项”的模式，尽量平衡调研成本与调研误差之间的矛盾。农民具有收入复杂、支出简单的行为特征，加之避免炫富、争取政策支持的普遍心理，调研所得的农户收入偏低。而提高农民收入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低估的收入可能会影响政策决策和学术研究。对此，我们采取资产、收入和消费数据交叉验证以及收支平衡确认的方式，减少收入数据的低估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持续发挥好CRRS在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的作用？

　　余家林：CRRS引发了农经学者对“三农”问题的全面关注，特别是农村发展问题被置于更加中心的位置。围绕激发农村内生长久发展动力的长期目标，CRRS形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动了农村或乡村经济研究的进展，学科发展最为突出的成果就是提出了“农村经济学”。魏后凯所长主编的《农村经济学》弥补了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不足，力求客观反映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最新进展。

　　王术坤：“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CRRS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服务好政策决策和理论研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数据调研方面，CRRS制定了科学的调研方案，严格控制调研执行，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在数据管理和利用方面，CRRS数据将逐步向社会开放，最大化利用好这一数据资源，催生出更多的高质量研究成果。